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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第5页）

，通常也就是指北京音。

有关此问题，可参见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中华新韵》，1页，上海，正中书局，1947。

[5]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34页。

需要说明的是，张玉来认为，近代汉语并不存在两种官话，“官话只能是一种”

，而“官话方言”

有很多，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皆属于“官话方言”

，与本书采用的通行说法有异。

对于这些论争，笔者无力也无意置喙。

我所运用的这些概念，仅仅出于论述的方便。

它们相当于几何解题中的“辅助线”

，主要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大功告成之后，自可擦除。

[6]此外，“官话”

还有第三项含义：清末提倡语言统一之初，很多人把“官话”

和“国语”

混用，指代标准语。

到了后来，才统一到“国语”

一词上。

具体过程参看第十章。

[7]佚名：《论统一国语之方法》，载《大公报》，1910年11月30日，第6页。

[8]刘照藜、陶柟：《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2页。

此类说法当然不无依据。

不过，首都语成为国语，也有多种条件，未必皆因其仅为首都。

至少有学者指出，伦敦方言成为标准英语，主要是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详论参见张尚莲：《英格兰民族语言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113～115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不过，至少在清末的讨论中，这一点很少被人提起。

[9]曾家庄：《论统一国语之方法》，载《大公报》，1910年12月31日，第3页。

[10]缪钺先生（1904—1995）尝云，正音“以京都为准，此乃吾国传统之习惯”

。

（缪钺：《北朝之鲜卑语》，见《缪钺全集》第1卷上册，286页。

）持类似意见的还有张维思：“所谓‘雅言’者，只是当时政治中心所在通行之语言，即所谓‘通语’。

……一旦政治中心移动，则前所谓‘雅言’‘通语’，亦随之而改易。”

不过，张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所谓“语音历史观”

，认为语音变化，“地域之关系多，时代之关系少”

，与缪文立意不同。

（张维思：《语音历史观解蔽》，载《齐大国学季刊》新第1卷第2期，1941年，1页。

）然揆诸事实，此论未必尽然，比如，《说郛》引《谈选》谓：“寇莱公与丁晋公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

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

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