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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打折的统一 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第2页）

但此一特色似乎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尽管也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诸子对国语和方言的互补有过不少论述，并且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文化人，对方言文学和方言文艺的倡导和实践也一直没有停止，但对于这些现象，论者往往是点到为止，多数研究者仍然倾向于把国语运动看作国家（中央）政治和文化权力对（包括方言在内的）地方文化实施的“文化宰制”

。

[6]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既存研究对中国国语运动的思考，基本是通过西欧、日本经验的透镜进行的，故而多见其同，而鲜见其异。

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把中国“语言改革运动中文字统一化和多样化的拥护者之间的论争”

，与“中央集权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围绕着中国国家形态问题的政治竞争”

，视为两个同构而平行的现象。

费约翰同意，无论是“语言联邦主义者”

，还是“中央集权者”

，都处在“民族统一”

的话语框架中，但前者所说的“统一”

乃是“各个分裂的地方社会的集合”

，后者更重视“抽象地重新组织起来的民族”

。

费约翰对两派平等对待，并注意到方言和国语之间的复杂性：对方言的认同未必就是对统一的背叛，相反，甚至可能是国家认同的另一种形态。

[7]

与大多数研究取向不同，本章主要关注国语运动中那些“不统一”

的面相：乍看起来，它们和国语运动的旨趣背道而驰，但它们的确就存在于国语运动内部。

这些面相主要表现为两个主张，而恰与那位雅各宾党人的理想南辕北辙：“国语运动”

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只剩下“唯一”

一种语言，也不要求所有人的“国语”

都能说得一模一样。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

都不曾完全变为现实，但这里边的关键显然不是其在客观上是否可能，而是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此一原则。

或者说，这不是一个“能不能”

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

的问题。

中国的国语运动明确揭出了“不统一主义”

的旗帜，且将其列为宗旨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特立独行之举；若考虑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浓郁的民族主义思想氛围，此一主张就更显得不合时宜，值得细加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