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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必也正名乎 现代政治与标准语的名相嬗替（第2页）

“国语运动”

和“推广普通话”

三个子题；何九盈更明确指出：“现代标准汉语，从前叫‘官话’、‘国语’，现在叫普通话。”

[1]20世纪后期，还有一批学者就汉语标准语的名称问题发生争论，建议把“普通话”

恢复为“国语”

。

[2]此议虽始终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显然，在不少人看来，“官话”

“国语”

“普通话”

只是同一事物（汉语标准语）的不同装束，值得争议的只是哪套扮相更好而已。

单纯从功能的角度看，将此三名视为一组具有线性演进关系的同义词，确实无可厚非。

但如果我们把语言（包括语言学的“术语”

在内）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其他部分一直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到其他领域的影响，则问题就显现出另一个维度：概念演变与社会观念的迁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概念的使用常常被卷入一个更广阔也更深刻的理论与实践的斗争之中。

正如倡导“概念史”

研究的德国学者瑞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Koselleck，1923—2006）所说的那样：概念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经验、预期和行动”

。

[3]就此而言，上述三个概念在语义上的诸多微妙差别，绝不可视为不同时代表述习惯的差异，更不能将它们视作简单的进化关系，而应从其所由出现与运用的历史语境中，细察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如何借助不同的名相界定自己的“经验、预期与行动”

。

在此意义上，它们的“小异”

处远远比“大同”

处来得重要。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