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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 其他语言学家的例子（第3页）

，汉语确系孤立语（李译为“单立体语”

）。

不过，他又立刻注明，所谓“单立”

，只是就其“成文之语”

而言；至于口语，则要复杂很多：“时有分体，缀系首尾，幻化无恒，决非离立。”

而近世语汇又“大率两音连缀而成”

，绝非“单音只字”

。

[37]他与刘复的意思实际差不多。

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顾颉刚还在笔记中引用吴世昌（1908—1986）的话，强调“中国方块字固为单音节，但中国语则非亦如此”

，并积极寻找证据证明之。

[38]对于成长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其实，严格说来，单音语和孤立语并非同一概念，一个是从音节构成上说的，一个是从语法形态上说的，但是因为二者密不可分，相互决定，故往往被新文化运动者视为一体。

[39]更重要的是，他们正是从汉语复音词增多的趋势中，看到了将汉语从“原始”

状态解放出来的依据，当然要紧紧抓住。

1922年，胡适在为《高元国音学》所写的序文中，专门反驳了高元所云中国语乃“单音会语”

的说法，认为“中国语在今日决不能叫做‘单音会语’了”

，他所使用的证据，就是“‘我们’、‘绝对的’”

这样一些复音词。

[40]

胡以鲁提出应从语句而非语词的角度理解语言性质。

这一思路被沈步洲继承了：“夫依形态以分类，当以句为本，不当以字为本。”

[41]他这里所说的“字”

，其实更近乎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词”

。

张公辉也说：“中国语的语词在外表上虽然孤立，而在语句中，却是有机体的结合，决非各个孤立的；语词的意义在全句的总意义上自然显现。”

因此，即使“没有时间、数目、性别、位格、人称等的形态变化”

，亦“决不至于含混不明”

。

汉语语词并非没有词性差别，只是并不通过屈折表现，而是通过具体“措辞”

和语序表现。

[42]因此，对汉语性质的判断，就不能以西洋为准，而应从汉语自身的特征出发。

到了20世纪40年代，更年轻一代的语言学家高名凯（1911—1965）则表达了另一种看法。

他注意到，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孤立语，20世纪则有一批学者如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JohannesKarlgren，1889—1978），认为汉语“有许多附加成分，甚至于有屈折”

，故“不是孤立语”

。

高名凯则以为，把汉语视为“完全孤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