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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第4页）

的，后者是“官僚的”

。

故相似主题下，具体旋律仍在改变。

受不断变动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驱策，同样的主张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或对同一术语赋予了不同意涵），援引着不同的理论。

以“阶级”

观念说，清末民初，这主要体现为“官”

与“民”

的政治分别；在新文化运动中，“阶级”

则被表述为“贵族”

与“平民”

的社会区分；左翼文化人在继承所有这些含义的同时，又把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论投入其中。

同时，阶级观念的变化也影响了左翼人士对地域观念的认知：此前的地域之争，仅被看作地方意识的冲突，其与阶级因素的关系，主要是由京城的象征意义如“朝廷”

“君主”

“官方”

等造成的，官民之争附属于地域之争；在左翼文化中则恰好相反，地方冲突在本质上成为阶级压迫的一部分。

这也和国家观念的变化有关。

清末民初，以人民、领土、主权三要素构成的国家观占据了主导地位。

受其影响，国语语言标准的决定权被认为掌握在“人民”

之手，那些与“人民”

对立的因素，如君主、官僚、首都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排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人士更多地把国家看作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国语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了“阶级”

压迫的工具。

以“普通话”

替代“国语”

，背后的理论动因盖在于此。

而“人民”

也就从国语运动的推动者，变成了其掘墓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语”

一词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普通话”

成为官方的正式术语。

二者实际所指虽无甚差别，然必要“正名”

也者，仍应从“意义”

层面寻找原因：名称寄托着不同人群的尊严，也寄托了不同的国家理想（参看第十章）。

“意义”

之为用大矣哉！

[1]《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载《官话注音字母报》第25期，1917年。

[2]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6页。

[3]一个简要的概括，参见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28～229页。

[4]相应地，时人所谓“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