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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练艺上（第5页）

战争的频繁进行和不断胜利，对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首先，战争的胜利扩大了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疆域范围，促进了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融合，加速了血缘联盟部落的解体。

原先只有炎、黄两血缘部落组成的联盟，到尧舜禹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联盟。

它不但包括以黄帝为始祖的部落，而且还包括了分别奉颛顼、帝喾、伯益、皋陶为始祖的夷人部落，和以四岳为宗神的羌人部落。

随着联盟人数的增加和联盟疆域的扩大，联盟内部的事务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所以到舜时，便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其中有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教化的司徒，管刑狱的士，管郊庙祭祀的秩宗，管承上宣下的纳言，管十二州的州牧以及管礼、典、乐等职事的官员22人。

虽然这种机构还是出于维护部落联盟的共同利益而设，但它已经包含了发育成为国家权力的胚胎。

其次，战争的胜利和疆域的扩大有利于治水工程的顺利进行。

众所周知，治水是黄河流域各部落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这些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它又是一项极其艰难的综合性工程，既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又需要打破“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的隔绝局面，对整条河或整个水系进行全面治理。

这在部落联盟较小的时候，显然是做不到的。

因为在那时，人们最多只能对本部落联盟范围内的那段河流进行治理，所以根本无法达到治理水患的目的。

共工和鲧的治水方法本身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然而到大禹时代，情况却有了变化。

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经过长期的奋战，实力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

它的势力不但发展到黄河下流，而且还向南发展到江汉平原，这就为大禹全面治理水患创造了条件。

再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治水的成功，又为中原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以至到大禹时代，这一地区竟达到了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生产剩余额的水平。

于是奴隶制和私有财产便出现了。

在战争中俘获的战俘，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被处死，而是被变为奴隶，即“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

。

后人在追述奴隶制度时，常常追溯到“黎苗之王”

，说是“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

（《国语·周语下》）。

奴隶制的出现对以氏族和部落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它表明氏族制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

最后，战争的胜利也加强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

原先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已形同虚设，日益成了为联盟首领服务的工具；联盟首领也不断向专制、集权转化。

他不但可以任意向各部落首领索取贡物，而且还可以随意杀死部落首领。

例如，禹曾“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国语·鲁语下》）。

大禹的这一举动本身就说明：到大禹晚期，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已经步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大禹自己也完成了从部落联盟首领向国王的转变。

传说禹年老时，曾推举皋陶为继任人，后来皋陶先禹而卒，大家又推举伯益，但禹却在暗地里培植他自己的儿子启。

到禹死后，启即夺取了禹的职位。

这样，长期流行的民主推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便是王权的世袭制度。

至此，代表统治者利益的国家终于在黄河流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