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 美术篇（第4页）

整个艺术史大会，汇集了国内外的大批学者，但是中外学者之间在交流的深度方面却不尽如人意。

其次，世界艺术史大会在中国举办，不仅对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以及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还使得中国的艺术史研究现状得以较为整体地呈现在全球的艺术史研究领域当中。

范迪安先生在开幕式上就已提到，众多媒体对于此次艺术史大会的关注，体现出艺术史这一学科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艺术史研究逐渐成为受关注的焦点。

此外，他还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论述了此次大会的积极意义。

朱青生先生认为，大会使得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的看法得到表达，并提出要建立世界艺术史的研究系统。

陈履生先生提出，“艺术史大会对于促进艺术史的研究，促进中国艺术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对于提升社会对于艺术史的认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他从中国艺术史学科的专业发展现状、理论成果、学术规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论述了艺术史大会对于中国艺术史学科发展的积极意义。

李岩松先生则立足于开办大会的北京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两所高校，讨论了大会对于高校美术史人才培养的意义。

此外，艺术史大会在促进中外学者交流以及呈现中国艺术史研究成果的同时，亦使得中外学者在艺术史研究方面的差异凸显出来，有助于中国学者意识到自身研究的优势和不足。

学者林洁提到，在此次大会的中国学者报告中，存在套用国外理论来研究中国艺术的现象，西方理论在艺术史的研究中仍占主导地位。

此外，相比中国学者，国外学者关注的范围更广，偏向于世界性的问题。

王镛先生指出，西方学者善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思辨，其理论体系比较完备。

而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比较偏重于直觉感悟，善于综合。

张敢先生则认为，西方的艺术史学科发展更久，已然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语言体系，解决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因此相对于艺术作品本身，更加关注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而中国的艺术史学科仍停留在对作品本身的探讨方面，深度不够，且缺乏自身的体系。

丁宁先生提出，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在研究视野方面仍然不够广阔，且在一些重要的艺术史时段的研究上，如文艺复兴，仍存在不足之处。

最后，借世界艺术史大会，中国的文化艺术受到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上文已述，在此次大会的报告中已包含不少外国学者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成果，除了尤丽之外，还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文以诚的《逾墙的视线：17世纪园林艺术中的理论与实践》等。

在文以诚看来，外国学者进入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在对中国的艺术研究方面，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在介入研究，比如中国的瓷器在全球的传播等。

学术研究已经打破了原来的方式，研究的材料的广度与深度都在提高，这也是当代艺术研究的趋势”

。

国外学者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提供更多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还能在对比之中使得中国学者进一步认识到国外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为今后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多有利的参考。

大会的志愿者周天宇认为，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艺术的理解仍有直观上的隔阂。

由此可见，从受关注到相互理解，仍是一个漫长且需要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过程。

二、其他热点概述

本节旨在对其他的文艺热点进行概述，包括比较重要的论坛、研讨会，带有学术性的展览，以及新闻事件等。

2016年8月5日上午，“神农论坛（四）——中国装置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

于湖北省神农架木鱼镇香溪源酒店举行。

研讨会为期2天，围绕六个关于中国装置艺术的问题进行探讨，分别为：何为装置艺术、装置艺术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装置艺术的类型、装置艺术研究的反思、装置艺术的艺术市场现状以及收藏情况、物性的关系。

研讨会论文共计16篇，其涉及的主题分别为装置艺术理论研究（8篇），中国装置艺术史研究（1篇），中国装置艺术分类研究（4篇），个案研究（3篇）。

该研讨会反映出中国艺术理论界对中国装置艺术的研究现状。

但值得一提的是，研讨会的论文缺乏对西方装置艺术的研究，而在参与人员方面有着青年研究者学缺位的问题。

8月6日下午，研讨会进行了名为“最具影响力的三十件装置艺术作品”

的评选活动。

参会批评家以作品的文化针对性、作品在彼时彼地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家创作的持续性为标准，经过3轮投票，选出了包括陈箴《圆桌》（1995）、吴山专《红色幽默系列之一·赤字》（1986）、艾未未《向日葵种子》（2010）等30件作品，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十件装置艺术作品。

针对该研讨会及评比活动，学者苏坚撰文从3个方面提出了质疑：（1）该评比并没有体现出一定的评比理念，评选的目的性比较模糊，程序细节比较随意；（2）参与评比的批评家缺乏“代表性”

，以“中年代”

为主，青年批评家缺位；（3）评比过程不够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