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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美术篇（第5页）

8月14日下午，高名潞教授与牛宏宝教授、刘悦笛教授就自己新出版的《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一书，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展开了一场高峰对话，同时就“艺术史的危机与当代艺术的走向”

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在对谈中，高名潞首先谈及自己写作《西方艺术史观念》一书的缘由，并对该书的内容进行简要的阐述。

高提到，自己希望写一部“能够涵盖哲学、美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甚至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艺术运动”

的著作，他从“再现”

的观念切入，认为“正是再现观念的内在驱动力，形成了西方艺术史、艺术批评，以及艺术创作的三重转向”

，即作为哲学转向的象征再现、作为语言学转向的符号再现，以及作为上下文转向的语词再现。

随后，高讨论到“艺术史的危机和当代艺术走向”

这一话题。

他认为，“当代性这个话题就是如何建立当代标准的问题”

，然而当代艺术的哲学很难探讨和认识。

在高看来，导致“无法认识”

这一危机的原因，乃是三个方面的偏执，即人文主义相对于个人主义的偏执、前与后的偏执、语言的偏执。

随后，牛宏宝发表了其对高名潞《西方艺术史观念》一书的看法，认为该书是“一本西方艺术史的史学史，是对艺术史学的理论和模型，以及认识论的梳理”

。

他提出，该书非常细致地弥补了艺术史学在方法论建设上的短板。

此外，他还以“匣子、格子、框子”

的观点来进一步解释高名潞的三重转向，并谈及高在书中所做的中西艺术对比工作。

高名潞对牛宏宝的看法做出肯定的回应，并就牛提出的当代视觉化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视觉文化的“文化政治语言学”

是导致当代艺术遭遇困境的原因之一。

随后刘悦笛进一步对“匣子、格子、框子”

进行解释，并评价高名潞为“刺猬型的艺术理论家”

。

此外，刘悦笛还向高提出三个问题：（1）关于再现；（2）艺术终结以后，艺术史该如何走；（3）如何建构中国的艺术理论。

随后高名潞进行一一回应。

8月25日，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我织我在”

于浙江美术馆开幕。

该展览展出了阿什穆·阿卢瓦利亚（AshimAhluwalia）、法比奥·拉塔兹·安第诺瑞（FabioLattanziAntinori）、张永和非常建筑、陈界仁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的纤维艺术作品。

展览的主题为“我织我在”

，旨在“以编织这个最日常、最朴素的语言连接起地方、产业等相关社会领域”

。

策划者将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从多个层次对展览主题进行进一步的阐释：（1）针言·箴言，该部分将“针”

与其古字“箴”

相联系，进而探讨蕴藏在纤维艺术中的“言说、劝诫与预言性的文化隐喻”

；（2）身体·身份，该部分将织物视为“第二皮肤”

和“身份的象征”

，探讨“编织对肉身记忆和历史的回应”

；（3）织造·铸造，该部分立足于现代纤维艺术的“技艺内涵和实验性质”

，探讨“编织对形态与观念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