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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电影篇（第3页）

她比秋菊的自主意识更强，更有坚持主见、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更代表现代平民意识的逐渐觉醒。

秋菊得到观众的同情，甚至是居高临下的怜悯，大家愿意跟着她一步一步打官司，直到看她最后打赢了官司，同情心才得以安放。

这部影片却不同，李雪莲始终没有完全博得人们的同情，甚至在最后要自杀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真正为她着急，而是坐等情节怎样逆转。

真到范伟所饰演的果农出现，只一句台词就消解了看似悲剧的结局，把观众的注意力成功转移了。

观众一直秉持看客心理，客观地看待整个问题，冯小刚导演在分寸感的把握上处理得比较准确。

虽然影片存在很多问题，但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我不是潘金莲》都有一定的创新，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冯小刚导演专注于讲述好一个故事，同时有独特个性的思考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都是非常难得的。

二、重要评论活动

2016年11月11—13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在上海召开。

年会的主题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文化实践、人文追求、商业探索。”

之所以选择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这一个主题，是因为对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民族影业开始摆脱蹒跚学步的稚嫩，走向了产业发展的自足。

鉴于年代久远，影像遗产和史料的保存有限，学界此前对其研究未具规模，忽略的多，发现的少，在很多方面尚存有研究的空白。

为期两天的论坛包括主论坛、分论坛、学术放映等诸多环节，分别就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的理论研究、影史探析、人物研究、文本个案、文化传播、女性表达、电影地方志、产业与公司研究以及更多视角等多方面展开讨论，全程均设点评和互动环节。

其中，有专家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电影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与没有学好电影史有关。”

与会代表达成的共识是：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具有非比寻常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方面，追根溯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百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规律，为子孙后代提供更加翔实的历史记录；另一方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迎来21世纪的20年代，同样是新的传媒手段的介入，同样面对外国电影的强势涌入，同样是面对资本市场的考验，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导演们不甘于国外的影片充斥中国文化市场，他们努力用中国式的审美观念和镜头语言进行创作，很多作品至今令观众感到惊艳，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

在场嘉宾们从多角度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肯定了20年代中国电影的活力及其丰富的史学价值，同时呼吁更多年轻的电影学者们加入其中，拓展电影史研究的思路。

三、热点评论议题

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146票赞成、1票反对、8票弃权，表决通过了《电影产业促进法》。

这是我国文化产业的第一部法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筹划，历经近三十年的波折命运，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从《电影法》到《电影促进法》再到《电影产业促进法》，产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几次名称的更迭，从现在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再到《电影产业促进法》，在整个学界、业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最新颁布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分为六章，从电影创作与摄制、发行与放映、产业支持和保障、法律责任等全方位进行了规范。

除了沿用以往已经实施的一些管理条例外，还在多个方面明确规定。

包括降低企业准入门槛，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允许外企联合摄制，保障国产片放映时间；将公开审查标准，没过审可再次申请；禁止无龙标影片参展，地下电影受打击；打击票房透漏瞒报，严重者吊销许可证；德艺双馨被写入法律，劣迹艺人事业堪忧等多个亮点。

此次颁布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核心思路是放管结合，既简政放权，鼓励创作，同时也规范秩序，加强监管，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更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国家电影产业发展。

相比之前实施多年的《电影管理条例》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一次将电影业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电影人可以依法保障自己的权益；这部法律也对偷漏瞒报、劣迹艺人等新问题进行了打击，为未来审查制度简单化、透明化指明了方向，具有开拓意义。

虽然对之前一直呼声较高的分级制度依然遥遥无期，但这部“文化产业第一法”

会在未来的实践中趋于完善，并将带动更多文化领域步入法制环境。

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是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反之，它也必将促进产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