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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我之间（第2页）

指隐于世俗之世[78]，“心不屑与之俱”

，则是虽与世俗共存，但依然保持个体意识的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按庄子之见，身可“陆沉”

于世（隐于世），但心却不能沉沦于众，正是在与人共处中保持独立的意识，构成了个体“在”

世的特点之一。

以“陆沉”

为形式的隐于世，不同于离世。

庄子对刻意标榜、以远俗为高的行为方式提出了批评：“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79]“刻意尚行”

不免流于做作、矫饰，“离世异俗”

亦不同于隐于世，而是表现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外在对峙或冲突，就其实质而言，这乃是通过否定社会以彰显个体。

与之相近的存在方式是“避世”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80]“避世”

虽然不展开为个体与社会的外在对抗，从而与离世、非世有所不同，但就其追求外在于社会而言，又和前者表现出一致的趋向。

对庄子而言，这种离世、非世与避世固然有别于热衷世俗文化、政治的教诲之士、朝廷之士，但却并不是个体“在”

世的理想方式。

在庄子看来，个体的存在，总是无法脱离一定的境域或背景。

以隐士而言，他之所以选择隐于世的方式，也是受到一定历史背景的制约：“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81]一方面，与避世之士不同，庄子所理解的隐士并非离群索居（“非伏其身而弗见”

），不参与社会活动或不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非闭其言而不出”

）；另一方面，他的“在”

世过程，又以“时命”

为其前提。

如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的，作为存在的背景，“时命”

既包含特定的历史条件（时），又与必然的历史趋向（命）相联系；“时命大谬”

，则指对个体具有负面意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而个体之以“隐”

为处世方式，也与历史背景的这种性质相关。

庄子在总体上将个体与时命的关系概括为两种形式，即“当”

与“不当”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82]“当时命”

，即具体的条件和背景有助于个体存在与发展，“不当时命”

，则是这种条件对个体的“在”

世过程具有否定的意义；“反一无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