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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然无为 二重内涵（第4页）

《老子》在谈到圣人与百姓的关系时，曾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62]与无为非完全无所作为相一致，无心也并不是无任何意念；但正如无为之“为”

并非以人为干预自然过程一样，统治者之有心，并不意味着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被统治者：在这里，合乎百姓之心（以百姓心为心）可以被看作合乎自然的逻辑引申。

以此为前提，《老子》对各种人为的统治方式提出了批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63]“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64]如此等等。

这里显然包含着一种社会批判的趋向。

从中国文化尔后的演进看，道家与儒家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批判传统，而道家批判传统的历史源头，则可以追溯到《老子》。

就其内在特点而言，由《老子》开其端的这种社会批判，既以自然状态的理想化为前提，并相应地表现出对文明和文化的某种疏离，又以“为无为”

为根据，并多少相应地渗入了尊重民意以及宽容和不干预等观念。

自然无为的原则在《老子》哲学中不仅展开于社会领域，而且亦体现于天人之际。

在第五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论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仁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建立于其上的儒家仁道原则，要求确认人的价值并以人为关切的对象，孔子所谓“仁者爱人”

[65]，便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对，将人与万物都视为刍狗，则似乎使人的价值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老子》的这一看法无疑表现出以自然原则消解仁道原则的趋向：等观人与物，意味着人与物在自然这一层面并无本质的差别，而人的优先性亦相应地不复存在。

然而，如果由此而把《老子》哲学理解为一种反人道的系统，则不免失之偏颇。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人的存在始终是《老子》哲学沉思的重要对象。

在“四大”

之说中，人即被规定为域中四大之一。

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老子》一再表现出对人的关怀：“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66]，并要求“爱民治国”

[67]。

与之相联系的是反对战争和暴力：“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68]“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69]“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70]在肯定人（救人）与否定人（杀人）的对峙中，《老子》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

由以上前提反观人为刍狗之说，便很难将其列入反人道之列。

从其内在逻辑看，视人为刍狗，首先是相对于“仁”

而言的（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

作为一种价值原则，“仁”

既意味着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亦包含着“以人观之”

的趋向，在后来儒家对仁道的阐发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以仁道为原则，儒家往往强调人超越于天地万物这一面，这里无疑渗入了从自然状态走向文明形态（自然的人化）的要求，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合目的意义上的“以人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