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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的意义（第3页）

[7]“殉”

意味着牺牲个体的生命，而名、利、家、天下则是形形色色的外在对象。

在庄子看来，为了身外之物而自危其身甚至放弃生命，是相当可悲的：“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8]这里既否定了一味向外、追名逐利等“在”

世方式，又表现出对世俗价值取向的不满。

不难看到，以上批评所隐含的前提，仍然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确认：与外在之物相对的“身”

，在此首先表现为生命存在的象征。

基于如上看法，庄子进而将是否维护生命存在，视为评判是否为善的标准。

在谈到烈士及其行为意义时，庄子指出：“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

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

[9]在宽泛意义上，“烈士”

是指所谓“忠烈之士”

，其特点是“忘身殉节”

[10]。

殉节，意味着为他人或普遍的理想而献身。

这样，在庄子看来，烈士的行为具有双重性质：就其维护了他人的生命存在（“足以活人”

）而言，其行为具有“善”

的性质；就其未能使自身的生命得到延续（“不足以活身”

）而言，他的行为又很难被视为“善”

。

质言之，行为之善与不善，最终取决于其对生命存在的实际意义。

“善”

的判断涉及普遍的价值原则，可以看到，在这里，作为“善”

的实质内容，生命的意义进一步在价值原则的层面得到了确认。

当然，在庄子那里，生命本身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外在之形，他曾将单纯注重“形”

者称之为“养形之人”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11]对庄子而言，这种“道引之士，养形之人”

的行为方式与“刻意尚行”

者同属一类，他们仅重形表、有意为之，尚未达到“天地之道”

。

按庄子之见，仅仅注重外在之形，并不能真正实现“存生”

的目的，而世俗之人却完全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由此，庄子发出如下感慨：“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