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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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者1（第7页）

这本身只是一种自由民——小市民——市侩的历史建构；这种建构才把这一类型的人、把小商业资本和小手工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过渡推到前台，然后把一种通过“忠诚、勤奋和节俭”

产生出来的正常历史累积现象的“道义性献祭”

——在这一累积现象的形成过程中，一切都是按照“习俗的世界秩序”

进行的：勇者得奖，恶人受罚浇灌到资本主义可怕的、无节制的自然现象上去；但关于进步和本来的成就问题，其实是关于精神和精神类别的问题——通过某种精神类别，那些成就才可能取得。

正是在这里，“市民精神”

领了头。

所以，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桑巴特在自己著作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深入考察了从冒险而精力充沛的实干精神的原有作用形式转入新的、地道资本主义式的作用形式的过渡现象。

在他看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头和党魁帮首更是这类过渡现象，在这些兵头帮首身上，“企业”

的盈利目的虽然无疑还受着追逐荣誉的限制，但是，类似的任务已经通过负责关照同党的任务部分地由他们来担当——犹如由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担当一样。

现代国家、绝对的贵族领地、对广大群众的出于某种目的——如排除道德阻碍的计算性全面组织都诞生于意大利Treto[15]和Quattroto[16]的独裁统治；在这种独裁统治和根本统治之中，对人的组织术和统治术的巨大力量同样形成为理性目的。

军人和买卖人的混合类型在形成过渡。

直至17世纪，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甚至德国还出现的掠夺者、海盗、心怀获取目的而想有所发现的航海者，以及一步步转入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商业和大商行的这类人，其数目之大令人吃惊。

就在上述情况的意义上，我们在崭露头角的荷兰海外商业代理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中发现一批属于贵族阶层的人，“在这里，他们可望为国内职业战事的减少而获得补偿”

。

掠夺精神充斥所有这些企业；众所周知，它们后来都变成了巨大政治权力扩张的出发点。

[17]接下来是新型的封建主；他们经常同市民中的有钱人联合，同时把工业合并入他们那些本来只用于满足需要和领主奢侈生活的农村独立经济；这样，他们的经济渐渐变成一种盈利经济。

北美南部各国建立在黑人奴隶制度上的种植园主便是封建主义同现代盈利欲最紧密结合的明证。

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国家官员把国家变成基于“商品”

生产和周转的国民经济的总经理（简直就是纯粹的柯尔贝尔[18]类型）；他们和贵族远远胜过还依然充满了传统主义精神的商人，从而成为这些商人的楷模。

瓦萨、[19]柯尔贝尔、腓特烈大帝、[20]封·海因尼兹男爵（Freiherrvoz）都属于这种类型；与此同时，绝对的领主权力至少在初期排除了出现大官僚的危险，并且，轻易、灵活、机变地形成了企业化过程。

到17世纪末，一大群投机商人加入这些类型的企业家行列；在他们之中，设计行当和实干精神结合起来（英国的南海欺骗勾当、法国的约翰·劳[21]的体系），而他们则有力地煽动起大批人投身游戏。

桑巴特发现，市民精神的开端是在14世纪初的佛罗伦萨。

在他看来，阿尔贝蒂是既具人性又具文学性的典型代表，据他说，笛福和早就可以被认为是市民精神之“圣人”

的富兰克林用英语所说的一切，阿尔贝蒂在其《论发家致富》（Delgovernodellafamiglia）等书中都已经说过了。

桑巴特最后又把“市民精神”

溯源于生物心理学的类型，这一类型只能在血液混合的基础上得以理解。

这是他书中最危险、最易受那些把“真的”

和“可证实的”

等同起来的人攻击的地方；恰恰在这一地方，我们必然对他表示原则上的赞同。

谁对人的种种基本类型十分熟悉，并在自己的精神中看到过这些类型的清晰而肯定的形象，并在自己的所有生活表述中感受到过这一类型在心灵上的统一，他就不会听信任何人的花言巧语，不会相信摆在这里的是一部关于“环境”

、“教育”

、适应和习惯的著作。

但桑巴特恐怕也必须承认，他并没有为这一论题提出严格的“证明”

。

那么，被桑巴特称作“资产者”

的人之特殊的自然游戏又是什么呢？

人们最近运用各种方法去尝试区分两种类型；资产者肯定也属于其中之一。

柏格森（HenriBergso［开放的人］与hommeclos［封闭的人］作了区分；拉特瑙对“有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