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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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产者类型本身的内在法则是：那些使这一类型的人在资本主义秩序中成功地成为企业主、商人等的基本特性（只要这些基本特性存在）必然会具有下述后果：这一类型的人之繁衍减少，从而引起构成资本主义精神天赋的性格论遗传价值的传递减弱。

沃尔夫[6]和其他人正确地将不断上升的富裕和孩子数量的减少（这绝非普遍的历史现象，比如，在中国人那里刚好相反，在德国贵族阶层这一情形也不存在，等等）这两种特别的平行现象回溯到同一个原因，即追溯到心理上的对世界和生活的基本态度之不断增长的心计。

正是这种心计才同时导致了经济增长和生殖意志之减弱，而且结果使更有心计的成员的孩子数目下降。

但是，根据上述情况，这种心计的天资本身无疑是一种遗传价值，并且与较低价值的生命力类型相关。

因而，由于心计类型的繁衍日益微弱，这一“天资”

便日益消损，这样一来，作为类型的这一类人也日渐减少。

与这种“担惊受怕”

、“有心计的”

类型相对的，是“满怀信仰”

、“对生命力充满信赖”

、“有胆略的”

类型。

我所说的“满怀信仰”

，并非指正统教会信仰的信徒。

我指的是一种确定的在此作为单位来谈的生命力类型（Vitaltypus），这一类型从不可能与某一确定的现实的、历史社会吻合，就是说，这一类型处于一切类别和形式的社群之中——自然，程度上有相当差别。

在具有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民众阶层（其中领先的又是天主教的民众）之中并没有出现如在无信仰的民众阶层中那样的出生率下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相对具有非资本主义精神的正是这些阶层，这也是事实。

这清楚地而充分地证明了所谓的“天主教徒的落后”

（自然只是在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价值相比较情况下的“落后”

）。

但是，教会信仰阶层并不如教会党派所乐于按教派构想的那样，将这一优势归功于他们信仰的特殊内容或“要儿孙满堂、多子多福”

这一道德信条的吸引力，或者归功于听从忏悔神父反对避孕手段的斗争等。

相反，这些阶层应归功于：正统信徒的核心阶层属于信仰的充分信赖的生活态度占优势的生命力类型；这种生活态度使得他们依旧保留教会信仰，具有这种有利于繁衍的“道德”

。

另一方面，这一内在关联又导致如下结果，天主教会中所有还能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的世界观因素则由于其信徒相对的人口增长而可望不断取得胜利。

就逐渐清除资产者类型而言，有一项再明显不过的标志，即台尔哈伯博士（F.A.Teilhaber）最后指出的德国犹太人灭种的事实，不过，这是指他们在资本主义内赢得了领导地位，同时又跨出了犹太家庭传统的神秘莫测的保护环境。

今天，更为勇敢的、贵族的犹太复国主义以最为内在的维持伟大而天才的民族之生存价值的权利断然提出另一种类型来与上述犹太人类型对抗，并直接威逼他们的荣誉和良心（这种逼迫常常是血腥地，然而又是合法地进行的）；于是，悲剧性的命运便首先在时间上，随之在少数人身上发生；这是那种会在资产者类型身上发生的命运，即正当他们不断获得资本主义权力，取得一个个经济胜利之际，他们便与自己的遗传天资一起走向灭亡，落到不断被扫出历史舞台的地步。

这种要将担负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一类型的人清除的倾向保持着自己左右局势的力量，尽管情形极其复杂；复杂的原因可能是：社会下层涌向财产和优裕生活的阶梯中已然空出的位置（以及斯拉夫犹太群众和斯拉夫劳力的上涌），于是借工业工人阶层中人口下降之机涌向企业主。

因为，所有这些往上蜂拥的群众同时都是在不断削弱资本主义精神的担负者。

人口变动在质量上的基本倾向并不在于：只是资本主义的领导阶层才在日益被消除！

这些“阶层”

本来就可能被任意取代。

因而，这对于“资本主义”

的继续存在大概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基本倾向毋宁说在于：作为遗传价值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天资”

，陷入被日益清除之境，因而，作为这一精神的载体的那一类型人之遗传价值亦如此。

只是在这里，我们才看见“巨人的躁动”

的最后保障。

目前显示出来的相同的无数特殊现象都源于上述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