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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的集体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关系（第3页）

正式享用圣餐的同时，我们变得踏实了，而且我们将会怀着常新的充溢的幸福去体会基督为人类承受的痛苦和作出的服务，以及存在于爱之中的这个至高的神圣的集体之一员的身份。

我们所从属于的那个最高的团体，如果对它进行照相的话，哪怕是最模糊的一张照片，也必定展现的是一个非基督教的世俗团体以及联盟形式。

在神创造的、注定趋向上帝的、独立自足的、自由的个人灵魂，与把所有这一切个人包括在一个团体内的纯真的、有机的约束力之间，必定时刻存在着对立。

在每一个世俗团体及联盟形式中，也必定有着模仿这个强烈然而有益的对立的摹本存在。

在基督教最早的那些神学家们那里（这里我只作为例证提几个名字：安提阿的伊格那休斯、[5]奚普里安、[6]奚里耳、[7]圣·奥古斯丁），已经有基督教的社团思想出现，这个思想也就是人类所有社团最高的理想模式和范型。

我刚才提到有一个强大的对立存在，我又补充说，决不可为了基督教集体思想中任何一个元素，而取缔这个集体思想。

不论这个元素是人格化的个性，还是集体，都是一样。

例如，古希腊的集体思想就非常熟悉存在于国家中的有机的生活集体的原则，以及目的在于整体幸福和整体文化的人们相互承担责任的原则。

但是，古希腊的集体思想都不知道那个独立自足的、不朽的灵魂。

这个灵魂在其内核里，比任何一个可能产生的国家性质的集体都优越。

它有着宗教—道德的内在世界及隐秘的心灵王国；它不受国家的束缚，是神创造的，精神性的。

有的目标超出个人及整体的幸福和文化的目标，古希腊的集体思想便不予以承认；它也不承认整体及个人精神上的、超自然的拯救的价值。

在这里，人全副身心贡献给了国家，也就等于贡献给了尘世。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论宗教还是某种更高级的精神文化，都没有能力挣脱国家的铁臂，或使自己在国家中获得自主。

普鲁士与其说是个民族，不如说是一个国家。

普鲁士的王侯们满脑尽是古希腊罗马的国家及伦理模式。

在普鲁士的发展中，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无处不见出古希腊罗马的集体理念。

恰恰在当前，这个思想——以极其幼稚的形式——又为某些学者所采纳。

我们必须明白，现在及将来这个思想必然是在真正的，即基督教的个人主义那里，给诚挚的个人及其自由和良心找到他们不可逾越的界限。

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也包括在基督教的集体理想之中，正是在这里，古典文化的集体理念不得不望而却步。

“个人主义”

一词有着不可言传的多重意义，其中之一便是说，“个人主义”

不只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真理，如果与俄国，甚至与亚洲相比较而言；“个人主义”

的意义也决不是，我可以这样说，——欧洲的大宪章——这里讨论的当然是那个精神的非经济的个人主义；它断然否认精神的个人只是国家、社会，所谓世界理性或源于自身的客观历史进程，即一般所具有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所谓“情势”

。

在普鲁士国家的御用哲学家黑格尔那里，这种“情势”

的名字叫作泛逻辑主义；在费希特那里，它叫作自我发展的道德“秩序”

；在卡尔·马克思那里，则叫作经济的历史进程。

有人认为，国家之下的家庭、社区，帝国之下的诸侯国，国家之下的城邦和等级这种种小规模的集体，只有一个外在的面向包含这些小集体的整体的行动范围和法律范围，却没有一个面向内部的行动范围和法律范围。

小集体的行动和法律范围只具有从大集体中引申出来的权利，而不具有原初的固有权利。

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不同意这种论调。

甚至所有这些单位的下限，即每一单个的个人，也有着他本真的固有行动范围，有自己的天然权利和固有范围。

这种固有范围不受国家及由国家制定的法律的制约，而是与生俱来的，与个人存在一同降生的所谓天赋人权（如生存权，自卫权等）。

家庭、社区、国家、部族、民族、欧洲文化圈——诸如此类的所有真正的爱的集体和生活集体，与纯主观地产生的“社会”

相反，其生命力必然比个人的世俗生命更长久，正如同大树比落叶活得长一样。

因此，国家和民族拥有内在权利，在诸如战争一类场合中，要求个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和幸福，把自己的有机生命作为自由牺牲而奉献出来，但是，它们只有权索取个人的外在有机生命——尊敬的在座各位——却无权要求人格的存在和本质。

因为，它是不朽的，所以在世俗生命的延续过程中，不可能全部奉献给国家和民族，也不可能完全献身给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