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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的集体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关系（第4页）

这个世俗生命就是所有这些集体的生命，而不是个体的个人的存在。

个人的存在的生命力肯定长于个人的有机生命，后者究其本质是有限的，正如一切灭亡了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精神上的、人格的个性在本质上是无限的，虽然它的世俗生命短得多，但在延续和行动上却是无限的。

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能够也应该以骑士的姿态，舍弃短暂的生命，去换取生命力更加长久，更加高贵的精神的生命，尽管与机体生命相比，就有限和世俗的集体来看，精神生命显得比较贫弱。

因此，正是在这一场战争中，有双倍的必要保住正确的、精神上的个人主义。

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是在保卫我们自己，而且从间接和长远观点来看，也是在保卫我们西线和南线上的敌人及其国家，实际上是在保卫全欧，使它们免受俄国蛮子的扫**。

因为，俄国人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东正教会对基督教欧洲的人宪章，对个体的个人灵魂无限的价值都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对俄作战也就保卫了欧洲免受东正教的征服。

在俄国人那里，个人的确还被淹没在民族、部落、人群的汪洋大海中。

正是为了个人灵魂的价值，我们在同东方激战；而我们自己却否定这个价值，这该有多愚蠢！

我说过：一切在基督教会以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集体观，全都否定那个必要的对立。

民族主义运动最初臣服于专制君主国家，后来转而统治着专制国家；而专制的君主国家却伙同这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剥夺了社团的一切种类（如等级，贵族和教士阶层等）的全部天赋权利和财产。

专制国家极端的、无限制的权力概念和专制概念，敢于把自己凌驾于基督教法规和基督教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上。

专制国家的典型当数1789年的法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各国都是专制的，而目前则是以俄国最为突出——俄国的革命在这场战争中继续发展，与法国大革命不相上下。

有朝一日，专制国家将发现自己与要争夺自己“绝对的”

生存权的大众革命势不两立。

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大众革命取代了专制君主，准备要扶持绝对自主的人民，实则是准备贯彻多数派的意志——它错误地认为，多数人的意志就是Volontégénérale［全民意志］，把多数人的意志等同于真正的民众意志。

然而，这两种国家理论都从国家和民族中制造出一个偶像，它否定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和团结原则，自觉或不自觉地置自己于上帝的地位，取代一切集体共有的最高的主。

这两种理论都把国家搞成某种怪物，使国家或者只是主人，或者只是一切个人的，尤其是他们中多数人的意愿的奴仆。

基督教的社会学说与此针锋相对，强调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人、任何尘世的机构是“最高的主人”

，因而也没有任何人是奴仆。

反之，任何人、任何尘世的机构既是主人，同时又都是一个更高的主的仆人。

顺着这条与基督教原则背道而驰的路走下去，这两种理论必然衍生出一个毫无节制的民族主义。

这种产物好比燎原大火，不断吞噬弱小民族（最近又有匈牙利，波希米亚——乃至爱沙尼亚和列顿被兼并），最终到达帝国主义的地步，在这场战争中毁于中欧集团的国家思想。

长久以来，欧洲处于内在的混乱之中，在道德和精神方面颤栗。

为了把欧洲从这场灾难性的崩溃中拯救出来，重建真正的基督教的欧洲，除了基督教集体思想的代表之外，又有谁具有这种活的思想呢？——是否也拥有力量，这一点我们让上帝去解答吧！

除了这个思想之外，还有什么足以在深层内维持分崩离析的欧洲，使之不致崩溃呢？

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思想也必然令我们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内，寻找一种联合的体系，至少在涉及欧洲的总体拯救和总体幸福的一切事物中，建立协调的体制。

有一种错误的论调认为，一国的权力意志延伸到哪里，邻国与它的边界就在哪里。

德国与瑞士的联邦国家分治案，早已把单一国家所拥有的所谓主权特征取消了。

我们德国人与瑞士通过这个分治案，至少在宪法范围内开了一个头，借这个伟大的范例来说明，历史上极小的部落和国家单位真正的自由，如何得以在一切事情上同现代大企业——包括帝国的大企业——技术上必然集约的趋势共同生存。

但愿这种多个单位和平共处的方式，在下一个时代能成为基督教欧洲的榜样！

因为，在联邦国家的这种宪法形式范围内，基督教的集体思想在目前这个时代相对地说，还是最强大的。

人们正致力于把联邦国家的思想扩展到包括我们的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内的整个中欧，使得这个范围更广大的超民族的新联邦在整体上更加集中，使之切合共同的外在生活条件（首先是军事防务；其次才是经济生活）。

但与此同时，普鲁士的统治单方面削弱，我们目前的帝国版图内的各部族和各联邦国家在涉及宗教、伦理、文化、生活方式的一切方面，就赢得更大的独立性。

倘若联邦国家的思想果真能遍及中欧——尽管出于目的的缘故要稍加修改——那么，这个结果可以视为基督教的集体思想在政治领域中得到的长足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