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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的集体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关系（第5页）

这个新产生的联邦更加广大，就物质和整体而言，在对外关系上则比以前更加集中，在精神上，在内部，集中程度则比以前低。

这个新联邦完全可以理解为与历史上维持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力量和思想的某种重新沟通。

德国在精神上、历史上及地理上的使命都是欧洲的心脏，这是天意，德国注定要建立超民族的、国家性质的联邦组织，以这种形式把基督教欧洲的和人类的理念和现实，与欧洲小国和小民族利己的现实沟通起来。

这个新联邦便是德国的伟大使命的延续。

我认为，1870年以来的德意志帝国，在文化上和精神上都过于片面地普鲁士化；在帝国内部，专制君主国家的陈旧观念必然引起过度民主化的逆反运动。

这个帝国对周围的邻国已没有——尽管她们也源于德意志民族——任何吸引力。

不论什么地方——甚至在瑞士和荷兰——普鲁士都不受欢迎，而只使人感到恐惧。

由于正在产生的新的联邦组织的缘故，这种局面将会有所改变。

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旧普鲁士专制国家的精神残余已经破产，帝国内部各德意志部族和等级，都在更高的程度上获得了自由、个性和地方色彩，她们在总的领导和管理上的参与性也扩大了。

如果德意志血统的政治世界看得到这一切的话，她们目前支离破碎的局面和恐惧将会逐渐自行消失。

德意志帝国变成了普鲁士的延续。

这一点也使普鲁士自身受到最严重的损害。

普鲁士失去了她细腻、明快、花哨的智慧，——正像默勒·冯·登·布鲁克最近一语道中的那样，[8]失去了她在艺术（建筑艺术）、社交和生活中的风格。

从基督教集体理念中，衍生出一种有同等约束力的力量，它旨在重建各民族间正常的精神关系，以及牵涉精神文化的各种关系。

立足于国家思想的中欧强国，强烈反对政治民族主义野心勃勃的态势。

如果我们的集体理念也谴责这个政治上的民族主义，那么我们的目的决不只是为了人类在信仰和教会中的团结，而恰恰是为了各国各民族在语言、精神文化中沿袭下来的习俗及其宗教和虔诚的特殊色彩等一切问题中的内在的固有权利。

我在拙著《战争与建设》[9]中说过，很奇怪，现代的政治民族主义的真正来源完全不是民族的。

从来源和数量来看，现代的政治民族主义，一如其对立面工人阶级的阶级国际主义一样，体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致力于民族大资本的）形式完全相同的、国际的阶级现象；我还指出，精神上的世界大同主义虽然不全是，但在某种特殊程度上可以说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产物。

所谓精神的世界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民族的全民精神的使命，就是要在诸如哲学、科学、艺术乃至基督之国的全方位描述这样一些纯文化的事物中，以团结的姿态和不可替代的方式去相互取长补短。

精神文化必然地植根于真和善的理念之中，但它的根同时也必然扎在各个民族有根本差异、不可替换的规定和天赋中，它就是要认识真，享受和创造美。

而政治的民族主义却想要使精神文化为它的**裸的权力目标和经济目标服务。

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如果这类民族主义中的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话——将要把各民族丰富的特殊才能、作品和生活理想，一笔抹杀，使世界变得灰暗惨淡。

所以，基督教的集体理念命令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全力以赴，重建欧洲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友好关系，剪除令人厌恶的民族仇恨，致力于在我们的帝国及奥地利的疆界以内，使民族的文化特点比迄今为止更受重视，使这种精神在对波兰和阿尔萨斯的管理中大显身手。

像目前所企求的那样一种内含不同民族的国家观念，以及所谓的“文化国家”

（Kulturstaat），在逻辑上是不可行的。

所谓文化国家，只有作为封闭的民族国家才可设想。

因为民族存在的永恒权利，不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而是在文化当中（语言、习俗、文学、艺术）。

所谓“文化国家”

，就是指一个国家直接领导精神文化（譬如设立统一的学校等），它要求的并不仅只是就创造卓越文化来看与福利、财富分配、自由竞争相关的文化的外部条件。

这样的“文化国家”

同倡导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国家的思想，都为基督教的集体理念深恶痛绝。

因为，只有当国家给予各民族以文化自由，而不是企图把在其领土上居住的各民族铸成一个单调的所谓国家文化，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集多种民族于一身，使自己超越民族情感，成为她们的合理的主人。

只有当尘世中有一个由许多群体组成的色彩纷呈，而且互不依赖的多样性存在于国家和文化中时——与各民族及其历史的有机和精神结构相符——只有这时，我们人类才因着我们最高的善，即神圣的虔诚的善，创造着一个真正的统一，一个“天主教”

教会。

因此，基督教的真正的世界主义既极其厌恶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也痛恨已被基督克服了的古代犹太人的“选民”

思想（英国把卡尔文主义的优选思想移植到国家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