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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之城与城邦（第5页）

大门在孩子们身后隐约出现，门后是一条绿树掩映的街道，两旁有维护得很好的朴素房屋。

不清楚孩子们是在墙内还是墙外：我的第一印象是后者，因为另一侧的人行道看起来在大门处停止，而且孩子们玩耍的步道上满是垃圾且严重失修。

然而由于这本书吹嘘“可防御空间”

的好处，从照片中的倒影看起来孩子们更有可能是被安全地围在内部，保护他们不受交通或者大门外那绿树成荫的社区里其他隐藏危险的伤害。

这里的要点在于，这幅图看起来与纽曼及其追随者的意愿大相径庭，那就是大门的意义和效果远远超出那些倡导并建造它的人所普遍认为的“墙内安全”

，并且复杂得多。

它不仅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极度专享的“庇护所”

内的居民也许感觉被安全地封闭起来，但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纽曼式开发项目中的居民也可能会感到监禁而不是保护。

即便在五棵橡树这个许多居民都选择立起围墙的地方，其他的社区居民也会将它们看作“旨在鼓励隔离的屏障。

‘就像在南非那样，把人们关起来’，一名在工厂工作的黑人居民柯蒂斯·普林特（CurtisPrint））说”

（引自欧文斯）。

然而城市和郊区堡垒化的危害效果并不仅局限在致使美国不太富裕的公民日益疏离上，还导致税收基础、公共服务（包括学校、医院）、基础设施资金的猛烈下滑。

因为，就像诸多研究显示（以及人类心理学常识可能表明的）那样，那些将自己与不同于自己的人进行隔离的人，也很容易遗忘或忽视其他人以及他们的观点和利益。

或者，如果他们想到了这些人，也非常容易将别人看作既怪异又具威胁性。

同样真实的是，那些非自愿被隔离的人，也可能认为更有特权的他者（或他们的代理人，如私人保安）是更怪异、更具威胁性的。

因而这些围墙本身就在被分割开的两侧建立起并固化威胁（或至少是威胁感）。

这些围墙也必须在扫描视图中观察。

塞缪尔·努恩（SamuelNunn）将现代监视的起源与“寻找敌人，一个他者”

联系起来。

他写道：

监视技术强调差异，因为正是凭借某种形式的差异，监视者才能通过监视鉴别并挑选出与众不同的人或群体。

考虑到视频注视，如果一切都一样，或所有行动都是常规的，摄像头就不可能聚焦于某个差异的主体——没有什么可供对比，没有任何突出的形象。

监视系统就是寻求差异。

因此，鉴别和排除差异成为监视空间里的目标，就是发现不匹配的部分，然后采取对抗性措施（指出它、逮捕它、驱逐它、排斥它、拒绝它、击退它）。

（273页）

于是，所有这些监视和圈地的形式，都构成了反对差异之战的战略和战术。

它们不仅谋求将之前的公共空间私有化，而且试图通过驱逐那些在某些方面“不同”

的人以“净化”

空间。

然而净化只可能提升我们对“他者”

的恐惧。

当我们失去彼此之间日常的联系时——当我们不再在街上擦肩而过，不再看到彼此在公园中流连，孩子们不再一起在游乐场中玩耍，不再在火车或汽车上彼此紧挨着坐下，不再依次走进投票亭——我们同样也失去面对不熟悉事物时的放松和容忍。

想要拥有至关重要的公共文化，我们必须对不熟悉的事物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2.街道：收费公路与赛博空间

尽管“街道”

及其兄弟姐妹“道路”

早已承载着自由和机遇的内涵，但纵观历史，它们都同样是征服和控制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