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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城市与公民（第2页）

换言之，尽管由于他们在我们的世界中无处不在，我们的无意识无法避免这些世界主义，但是，他们必须有意识地生活，并服从我们的批判意识。

除了压制他们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还需要积极塑造他们，通过加入到他们之中，让他们成为和我们自己一样的世界公民，成为世界的公民，正如本章将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最后一节里，这并不容易。

尽管这可能很困难，有时几乎不可能，但它仍然是必要的。

我将在本章开始时概述世界主义观念的一些轨迹。

这个概述的目的不是要提供一个有关这个主题的适当的历史描述，这需要一章的内容，而是在这些轨迹和接合点上追溯与我的主要主题特别有关的两个方面。

可以说，第一个接合点引入了这个概念，它是在古希腊哲学中定位的；第二个接合点是在启蒙运动中发现的，特别是在康德对这个主题的沉思中发现的，这对于后来的世界主义观念史和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方面，我的讨论是，用尼采的术语（《道德谱系》中）来说，是谱系的而不是历史的，因为它考虑到了世界主义观念的关键形态。

然后，我将通过进一步的谱系联系来讨论前面定义的三种当代或后现代世界主义：“自由市场”

世界主义、文化世界主义和伦理—政治世界主义，以及它们通过法律、正义和友好的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

在这个语境下，我还将考虑，尤其是在第4节，后现代主体性的问题，即我标题中的“全球公民”

问题，特别是后现代都市主体性问题，就是我标题中的“全球城市”

问题。

我在本章中通过对最近几部涉及这些世界公民主题的电影的分析来说明和支持我的论点。

用列宁的话说，在所有的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电影，也就是说，对我们理解和实践后现代世界主义来说是最重要的（列宁谈到共产主义）。

我通过雅克·德里达对世界主义、对迈克尔·哈内克（Mieke）电影《未知密码》的分析，结束第5节以及本章的扩展讨论，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描绘了（以一种特别戏剧性的方式）三种类型的世界主义，它们相互交织，它们与我们在全球城市中作为全球公民的后现代主体性相互作用。

1.简明谱系：古代与现代

世界主义理想深深地植根于西方传统。

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Diogenes）（公元前4世纪）是已知的第一位真正使用“世界主义”

一词的西方哲学家，他在回答有关他的出生问题时声称，“我是世界公民（kosmopolitês）”

（63页），从字面上说，就是世界或宇宙（kosmos）的公民（polites）。

然而，世界主义和世界公民身份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初的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

例如，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大约写于公元前380年）中看到伊利斯的智者希庇亚斯（Hippias）表达了这一概念。

这个对话详细叙述了在卡利亚斯宫聚集的客人163之间发生的交谈，包括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随着夜幕降临，他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有争议。

在临近这场对话的中间点时，其他几个客人介入进来，试图调和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以便使他们进行对话，正如普罗狄克斯（Prodicus）所说，“成为一场讨论，而不是一种争论”

（337b页）。

希庇亚斯跟进这个建议，宣布“先生们……我把我所有的亲戚、家人和同胞都算在你的身上——按照自然本性（physis）不是根据风俗习惯（no-mos）。

按照自然本性，喜欢就是亲朋好友，而根据风俗习惯，人类的暴君，则对自然本性施加许多暴力（337c-d页；翻译有修改）。

与第欧根尼的表达一样，这个表达对于古希腊人对“公民身份”

的理解是一种挑衅性的挑战，并隐含对这种理解的拒绝，正如对城邦（polis）的忠诚所定义的那样（polis一词就是从polites这个词衍生出来的）。

4尽管希庇亚斯后来声称这些同伴构成了“希腊的知识分子领袖……现在聚集在雅典，希腊智慧的中心和神殿”

（337d页），这一主张承认泛希腊共同体，呼吁一种共同（“类似”

）的人性和一个隐含的“人类（men）家庭”

之间的自然亲属关系，而不是习俗的专制，这是一个强大的共同体。

在讨论无知与智慧、邪恶与美德问题的对话中，希庇亚斯的表达似乎暗示了既是一个道德也是一个政治的世界主义概念。

就其意味着对一个“他人”

、对一个“陌生人”

的一种“天然”

（对于古希腊人，尤其是对犬儒来说，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种内在的善）责任而言，它是道德上的，这可能取代或扩展一个人的超越城邦（citystate）的义务，并导向一种相应的道德准则；就其提出一种可能超越城市—国家（city-state）或者希腊或提洛同盟等泛希腊秩序的公民身份形式来说，它是政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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