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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城市与公民（第3页）

希腊以及后来的罗马斯多葛学派更充分地发展了伦理和政治的世界主义。

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真正的城邦，一个按照神圣理性的法则秩序化的“宇宙城邦”

。

他们认为，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人就应该作为一个宇宙的公民与人类本性和谐相处，超越一个人自己的（传统的）城邦（polis）或近邻（patria）的局限，把自己的伦理关怀和帮助扩展到其他人（对于罗马斯多葛学派来说，理性是公民权延伸到每个人身上的基础，而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观念对康德的道德世界主义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模式可能会被视为有效地定位了两个潜在的相互竞争的共同体（城邦或爱国主义）。

“严格”

的世界主义者，根据他们可能做得最好的地方来决定，并不必然优先帮助那些近在咫尺的人，但是“温和”

的世界主义者，承认有一种对他们的同胞的义务，可能（例如，西塞罗和塞内卡[Seneca]后来的）斯多葛主义就是这样。

当然，一个人可能会遇到一种介于对城邦或近邻与大都会城邦的责任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对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来说都太熟悉了，就像对古164希腊人一样。

然而，在后现代世界中，这种冲突似乎并没有一种全面的、自然的或普遍的解决办法（例如，在这方面，斯多葛学派倾向于自然或神灵对宇宙城邦的偏爱），而只有一种特殊的甚至是单一的解决办法，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有利于城邦或者宇宙城邦。

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和发展（“进步”

），尤其是在启蒙运动期间，关于世界主义的话语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可以说，世界主义实践在整个现代性中更为普遍，大致从15世纪到现在）。

在18世纪的欧洲，“世界主义”

和“世界公民身份”

这两个术语经常指一种文化世界主义，正如波琳·克莱因盖尔德（PaulineKleingeld）和埃里克·布朗（Eri）所指出的：“它们不是作为确定的哲学理论的标签，而是用来表明一种开明和公正的态度。

世界主义者是指某些不服从某一特定宗教或政治权威的人，某些不因特定忠诚或文化偏见而产生偏见的人。”

（5页）跨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意义，即一个“文学界（RepublicofLetters）”

，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世界主义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宗教和国家审查制度，它也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其中许多更著名的人物（包括大卫·休谟（DavidHume）、丹尼斯·狄德罗（De）、伏尔泰（Vol-taire）以及后来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都受到了审查。

6

当然，18世纪道德和政治世界主义哲学的关键思想家是康德，他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如歌德的思想，以及关于世界主义主题和实践的辩论。

康德的道德和伦理学概念，从中产生了他关于世界主义的观念，并且在他对人类既是理性又是意志的存在的定义中奠定了基础（将他们的地位确立为“以自身为目的”

的属性）:人类有能力理性地决定什么是对（即道德）和什么是错，以及与这种决定相一致的行动意志。

按照康德的看法，理性本身决定了一种无条件的道德法则，即绝对命令，对此，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了三种表述：

1.“只有按照这个准则行动，你才能同时通过这个准则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

（31页）这一禁令实际上消除了我们的道德考虑的主观性（从我们评估的主观而非客观特征来看）和特殊性。

2.“通过你的意志的行动，你的行为准则仿佛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

（31页）把“自然”

添加到不同的本质上是对第一个表述的重述，可以说具有排除道德准则中的矛盾可能性的效果，因为根据定义，自然法则不能是矛盾的。

3.“因此，你按照人性行动，无论是在你自己身上还是165在其他任何人身上，同时总是作为目的，而从来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

（38页）这条对待自己和他人都只能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禁令，是基于康德所认为的人类凭借其理性和意志具有无条件的价值的存在。

人类理性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能力和绝对命令的假定普遍性暗示了一种道德世界主义的形式（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的约束）。

这种道德世界主义的形式为康德的政治和法律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正如“从世界主义观点看普遍历史观念”

和“永久和平”

所清晰表达的那样。

当然，康德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受到了质疑，并且这种质疑也为世界主义的理想提出了问题。

我将在下面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不过，就目前而言，我将继续遵循康德自己的世界主义视野。

康德在他的“普遍历史观念”

中提出的人类历史的目的论视野，预示了人类存在“像世界的理性公民一样”

行动的未来（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