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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城市与公民（第6页）

但是，它们已改变许多城市，特别是第一世界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和大城市的物质、人口、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的方式，重新定位和重组城市经济，以利用日益过时的名称（特别是在当前的语境下）、第三世界（如上海、墨西哥城、开罗、孟买和圣保罗）。

然而，为了探讨全球经济发展对城市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暂时搁下“大公司对政府和经济的权力的熟悉问题，或者通过关联董事会或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超公司权力集中问题”

（这些问题在近几十年中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并跟随萨森的重点转移到她所说的“全球控制的实践：生产和复制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组织化和管理工作”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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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是这种“新全球控制能力”

的主要生产地（以专业服务和融资的形式），这种能力涉及特定的集中化和聚集化形式。

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形式所涉及的经济活动的去集中化的影响，可以在去工业化城市如底特律和利物浦以及第三世界快速工业化的中心看到：这些影响也是后现代城市的形态。

然而，鉴于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和范围，在这个语境中，我也主要关注全球性的、第一世界城市，城市后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在那里以其最引人注目的形态呈现出来。

正如萨森所证明的，推动全球城市增长和塑造其特定经济结构的是一个复杂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参与组织和管理全球化经济的生产的性质。

她认为：“标志着全球化的经济活动的地理分散，以及这些在地理上分散的活动的同时整合，是促进中央企业职能增长和重要性的一个关键因素”

，它包括“管理、协调、服务和为运营网络融资”

（xixxx）。

只要有可能，许多不涉及直接管理公司运营的这些复杂中心职能都外包给专门从事法律、财务、会计、营销、管理咨询和计算机服务的独立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本身并不一定是企业总部的主要场所（尤其是在拥有强大通信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国家），尽管仍有许多，特别是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的总部。

相反，它们是跨国公司所需（往往同时）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的公司集中的地方。

现在，这些服务构成了全球城市的“经济支柱”

或基础。

换言之，“全球城市制造的‘东西’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

（萨森，5页）。

这种专业公司和它们雇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的集中化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

“在一个城市里，”

萨森说，“就相当于在一个极度密集的信息循环中……作为其增值功能之一，它具有信息、专业知识和人才不可预见和未计划的信息混合的事实，可以产生更高的信息秩序……在这方面，全球城市是我们时代领先信息产业的生产场所。”

（xx）因此，对于这些不断增长的服务业来说，它们是创新开发和消费的沃土，例如，对于上海的微软

经济基础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纽约和伦敦等城市的收入分配。

美国和英国在战后工业城市中往往工会化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培养了大量中产阶级，而全球城市中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则促进了经济的两极分化。

在收入范围的一端是高薪的服务专业人员——律师、会计师和财务经理、营销和广告专家、顾问和计算机程序员。

在相反的一段是文职人员、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和公车司机、送货员、商店职员、清洁工、保健和儿童保育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最低工资水平或接近（低于或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工作，他们为高薪专业人员服务，同时还有其他低工资、非工会化的生产计件工人。

萨森指出，尽管承认全球城市的低收入工人比例往往低于其他城市，但是，“这一结果仍然可能与全球城市内部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相吻合”

（249页）。

中间部分正在缩小，而且越来越失去基础。

“纽约是美国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地区，”

萨森指出，这种不平等有一种继续加剧的趋势，“证据表明，自1980年以来，前五分之一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了18%，而其余五分之四的平均收入实际上下降了，中间五分之一的家庭下降了12%，最低五分之一的下降了13%。”

（270页）

显然，这些发展对斯密观念的追随者们提出了重大的挑战，然而，无论人们如何努力调整这些观念以适应后现代性的经济宇宙或混乱，当然还有资本主义的实际实践，充其量也始终与这些观念分享着共存的不安。

斯密意识到并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复杂性。

他的论点比之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们所想的还要微妙些，尤其是关于他对“自由”

市场理解的伦理层面。

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自由市场世界主义的主体被认为是个人，如果不受政府干预，他们会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