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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城市与公民（第7页）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的指引下，这种追求可能会导致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斯密把人类看作是全然被自私的私利所引导的，但是，他所设想的这种私利事实上是由他所说的“谨慎”

所赋予的——即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整个社会的相互依赖和责任的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例如，它应该促使一个人在商业交易中举止体面。

这种谨慎构成了“开明的自我利益”

的“开明”

方面。

然而，斯密的伦理学视野对资本主义的讨论远远超出了谨慎。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1776）之前的《道德情感论》（1759），以这样的观察开始：“任何人都可能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很明显，他的本性中有一些原则使他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171使他们变得幸福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他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看到它的乐趣之外。”

（1.1.1）这部著作继续考察了诸如怜悯、同情（源自我们天生的移情能力）、自我否定和自我管理以及慷慨和公益精神等美德的重要性。

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所指出的那样，斯密“从公益精神的角度概述了社会福利，但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个人行为，特别是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行为仍然没有得到探讨。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希望是，行为规范可能会出现，它不以每种情况下的自我利益计算为条件，而是依赖于将其视为‘适当’的行为规则，反思将要被标准遵守的既有惯例”

（“什么差异”

，5页；他的重点）。

那么，一个正确的自我利益计算应该由所有这些美德来赋予，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应该敏锐地认识到我们的个人利益如何与他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此外，在所有的计算层面上——从家庭到邻里、到国家、到世界——并且对所有代理人来说，包括公司和国家，这一承认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仅仅承认并不是这些计算所必需的全部。

同样重要的是给予这些利益的权重或优先权，伦理或道德的世界主义在确立它们体现的这些优先权和进行必要的计算方面，可以说尤其重要。

我认为，这种计算需要一种在广义上、更为全面的“经济学”

意义上，从家庭（经济的词源来自于古希腊的“家庭”

[oikonomia]一词）向外延伸到成本和收益方面的计算，而不是西方社会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规则（有时候，非西方社会更善于以更全面的方式看待经济学）。

例如，在公司层面上，这种成本效益计算包括首先极大地拓展成本和效益的定义。

小部件生产的“成本”

不仅包括原材料、资本投资（机器、工厂等）和劳动力。

它们还包括企业所承担但并不支付的成本——经济学家所称的“负外部性”

。

这些包括工人和社区承担的费用，不仅是与工作有关的身体或心理伤害（例如，疏离感和压力），还包括当产业重新定位以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时所产生的突变和流离失所，工人必须把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从他们的社区中连根拔掉，到别的地方寻找工作。

目前，这些成本以不断上升的社会、医疗保健和失业成本、摇摇欲坠的地方经济和大幅减少的税基的形式转移到个人和社区身上（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很少会错过一个机会来兜售——和利用它作为杠杆，以获得减税和其他空间——当它们被安置到一个特定的社区时所产生的就业和税收优惠；当企业离开时，它们很少会急于考虑个人和社区的损失）。

最后，小部件生产的环境成本，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消耗，也应考虑在内。

生产的利益——包括小部件的价值（无论是物品还是服务）、工资和利润——都需要重新计算，同时考虑到这些额外的、更综合界定的成本。

考虑到其中一些未被重视的成本，有时是由于愤愤不平的工人的策略行动所迫，包括放慢生产速度，提供不合格的服务，淘气作梗，偷盗物资或者在工作时间在网上娱乐漫游占用公司上班时间。

例如。

森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关注公平可能有助于促进……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因为人们的行为可能取决于他们的公平感和他们对他人行为是否公平的解读”

（“什么差异”

，6页；森的重点）。

这种成本考虑有时也会从“外部”

强加，例如，政府要求企业承担清理有毒生产场所和垃圾场的财务责任。

然而，许多此类费用的产生或承担超出了地方、州和国家政府的权限或控制范围：在美国成立的一家矿业公司污染了非洲的河流，中国的燃煤发电厂污染了日本的空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