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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城市与公民（第8页）

即使是在“国家企业”

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例如，当通用汽车将其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墨西哥、泰国、智利、哥伦比亚）时，这些企业决策的“成本”

仍由大量失业的美国工人以及经济基础遭到破坏的整个城市和地区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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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大公司的利益通常与其成立和总部所在国的利益一致或重叠，这在众所周知的“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有利”

的表达中得到了体现。

正如汽车和其他主要产业随后的发展所证明的那样，然而，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跨国公司的利益，其生产、营销和分销可能涉及数十个国家或更多国家的运营（例如，埃克森美孚声称“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因为世界上只有192个国家，因此这让人怀疑他们在哪里并不拥有某种业务），这显然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11正如埃克森美孚等主要跨国公司的企业年度报告中对世界地图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可能会认为国家边界越来越无关紧要。

12事实上，第一世界经济体和全球城市中增长最快的是那些最依赖全球经济，因而与国家利益联系最少的行业（尤其是金融和服务业）。

鉴于大公司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力量，国家173与公司利益的脱离以及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考虑一下这种情况，根据2005年公司销售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全球100个最大经济体中有45个是公司。

13五大公司（花旗集团、通用电气、美国国际集团、美国银行和汇丰集团）2005年的销售额均高于全球192个国家中13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14企业和国家之间的这种权力差异每年都在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容易受到超出或超过（即压倒）国家控制的企业利益对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剥削。

跨国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办公室做出的决定经常会对数百万人的生活和幸福（经济和其他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人远离做出这些决定的控制中心，甚至连最强大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也都无法触及。

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例子：企业主和管理者优先考虑狭隘的利润，而不是更广泛的利益，即使在那些更广泛的利益与其子女和邻居相距不远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是一种常见却又奇特而且任性的短视之见，比如，它会导致一个人污染自己的孩子和邻居（更不用说自己）必须呼吸的空气或他们必须饮用的水。

从远处来看，比如说，如果这些决策对地球另一端的某个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影响，这种短视就只会变得更糟糕：通常来说，距离越大，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的距离（正如现在所做决定的影响可能直到未来某个时间才会显现出来的情况一样，超出了季度收益报告甚至十年战略规划的概念范围），这种责任感的衰减就越大。

因此，我认为“市场世界主义”

需要重新设想和重新建构，其视野尽可能通过这一更广泛的“成本”

概念来扩大，包括所有生产决策的影响——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无论近期的还是长远的，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

目前，全球企业对它们自己的——以及我们的利益的看法都往往过于狭窄和狭隘。

有人可能会说，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让世界主义的道德或伦理形式优先于市场世界主义，或者把它们混为一谈（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斯密本人在为“利己”

上添加了“开明”

）。

这样一个的论据是基于（不是不寻常持有的）假设，即两者是或应该是分开的。

然而，很明显，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经济世界主义的相互依赖超越了特定的共同体和国家。

正如克莱因盖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即使对自己不利，“市场世界主义者也确实预先假定了一种很薄弱的道德世界主义形式，只要他们认为174宽容很重要，就会把所有人都当作平等的贸易伙伴，并以‘自然人权’的概念来引导他们的理想”

（“六个种类”

，520页）。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斯密对开明的利己主义的看法显然超越了这种“薄弱”

的道德世界主义形式，并体现了一个更为严格的道德罗盘。

当然，接替他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究竟在多大频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到或使用了这个罗盘，却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从斯密的观点出发，森对“理解公平与效率、价值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

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

例如，倘若由于许多人缺乏学校设施而剥夺了基础教育的社会机会，或者因为所有权的巨大不平等（由于缺乏土地改革、小额信贷设施等抵消政策而被加强），那么，结果将远远超出仅仅存在这种不平等的范围。

这种结果往往包括与经济扩张的性质、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繁荣，甚至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预期下降有关的其他抑制作用——所有这些都可能因为教育机会或经济机会的不平等而受到影响。

（“什么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