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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基督教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第3页）

而正在孕育中的基督教则宣传“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

。

对于正遭受饥荒和暴政迫害而处境绝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下层民众来说，个人只要信仰就可获救，就可摆脱厄运的宣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快在犹太下层百姓中传播开来。

早期的基督徒几乎都来自卑微的平民、奴隶、小商人和手艺工匠。

他们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稠密街区，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教养，也缺乏改变自己处境的实际能力，却有着犹太人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神圣信仰的不懈追求。

罗马政府最初的宗教政策并未能达到宗教统一的目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宗教发展所需要的悲剧生活色彩、人们悔罪的迷狂和在痛苦中超越的巨大精神要求。

基督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孕育形成的。

这一时期虽然罗马帝国内各种宗教教派、信仰祭仪盛行，但只有基督教具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宗教的道德禀赋。

其所信仰的唯一神超出民族、地域和自然的限制，超越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隔绝；其创始人所宣传和实践的“牺牲与救赎”

“受难与复活”

等既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又简单感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其教会活动所具有的救济与慈善性质不但与教徒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还在他们中培养起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引导着其生命与精神的心路历程。

早期基督教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它很快脱离犹太教母体，在非犹太人中传播，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成为罗马帝国中最有影响力的宗教。

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固然与这一时期百姓的精神状况和需求有关，也是这一时期罗马帝国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结果。

基督教产生和发展并最终成为罗马国教的时代，罗马帝国从上升与发展的顶峰时期逐渐走向没落和衰败。

早期帝国内虽然战乱频繁，但多是在希腊、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进行，意大利本土则成为古代世界经济、政治生活的中心。

城市的繁荣和以城市为基础的城邦制组织是罗马社会的根本命脉。

城市既是罗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其生活奢靡、道德败坏、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冲突孕育、生长并集中表现出其破坏性的地方。

基督教虽然最初产生于巴勒斯坦北部的乡村，但很快就进入城市，并在保罗时代（PaultheApostle，Saint，活动期在公元1世纪）发展成为“一种城市宗教”

。

进入罗马社会的核心生活使基督教具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一种互助的有着神秘的宗教基础、半秘密性会社”

的组织，基督教在大商业和制造业城市的下层社会流传，侵蚀着这个统一帝国的社会特别是精神基础。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罗马帝国的富有阶层、城市生活的精英也开始加入基督教会，这加强了教会发展的物质和智力资源，同时也使基督教会的性质发生转变：它不再是一个由穷人和中等阶层所组成的宗教社团，而成为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官僚式的组织。

为了获得有财势的异教贵族的支持，教会开始向世俗社会投降，为了获得罗马政府的官方承认，教会也开始向政府妥协。

结果，教会和世俗社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宗教变得从属于政策和政治了。

基督教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与其在罗马社会越来越上升的地位所并行的。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etheGreat）正式在米兰诏令（Ediilan）中准许了宗教容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合法宗教。

半个多世纪以后，罗马的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I，379—395年在位）又下令，关闭一切异教神庙，除基督教外，禁止各种异端教派活动，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基督教在短短三四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产自古代东方、不为人所知、栖身在帝国大城市下层居民中的秘密社团演变为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成为希腊罗马世界几乎无可争议的宗教之主，这个过程被许多人认为是个奇迹。

其实，一种宗教在一个社会变迁、思想混乱、文化冲突、环境动**的历史时期迅速发展、赢得大量信徒并不罕见。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勃勃生机，除了社会外界的客观原因外，还有其教义、教规以及作为一种信仰所具有的精神、道德内涵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