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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第5页）

更为重要的在于这种来自统治阶层的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传统，成为后世统治者，如阿尔弗烈德大帝等，有意或无意加以模仿的蓝本，在一定程度内化成了贤明君主的一种素质标准。

所以，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查理曼本人极其热衷于知识的习得。

由于我们对查理曼童年时所受的教育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无法确定他的这种强烈的对知识渴求的感情源自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但史书记载查理·马特曾将丕平和卡尔洛曼送到巴黎附近的圣德居修道院学习，据此可以推断：有可能丕平对查理曼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并且在丕平时代也已经建立了宫廷学校，这无疑都为查理曼接受一定的知识教育提供了条件。

但由于当时宫廷学校的不规范以及修道院教育的非系统性，有可能查理曼所受的教育只是十分初级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靠自学而努力进行自我教育的。

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的记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查理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阿尔琴那里学习修辞学、辩论术，特别是天文学。

他也学习计算术，并且极其勤勉地细心观察星辰的运转。

他还努力学习书写，为了这个目的，他常常把用来写字的薄板和纸张带在身边，放在卧榻的枕头下面，以便在空闲的时刻使自己习惯于写字。

但是他对这项陌生的工作开始得太晚了，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19]这充分表明查理曼对于知识的态度，他通过自学，最终使自身的知识修养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他说话流利而敏捷，能够最清晰地表达他的意旨。

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本族语，而且还不辞辛苦地去学习外族语言。

他的拉丁语学得这样好，说起来就像是说本族话一样……他的谈吐这样流利，甚至有时候都显得有些饶舌。”

[20]查理曼作为“黑暗时代”

中的以崇尚武力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国君，其知识方面的素养较之其他民族君主无疑要强得多。

这种自身对知识的渴求和强烈的宗教使命感相结合，便构成了他领导加洛林“文化复兴”

的主要动力之源。

他把自身对知识的渴求推及社会，从而开启了文化领域的新潮流。

瓦拉弗里德·斯特拉伯在给《查理大帝传》增写的前言中认为：“在所有的君王中，这是一位最热切地寻求有识之士并提供一切便利让他们安心而痛快地思索研讨的君王；由此他具备了开启整个知识的一个崭新潮流的能力，这一潮流的许多东西在这个野蛮的世界上迄今还不为人所知。”

表明当时的学者能够在查理曼的保护之下静心于学问的探讨，而这也正是查理曼能力的一种具体展示。

查理曼在领导“文化复兴”

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

他在位期间，聚集了来自意大利、爱尔兰、英格兰、西班牙等地的知名学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学者群落。

他们一方面作为法兰克王国文化智识复兴的组织者、实施者；另一方面又是查理曼处理政务的咨询者。

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所做的努力，直接为当时的法兰克社会带来了秩序的稳定、文化的复兴以及教会地位的提高；同时他们的努力间接地为法兰克王国知识分子的本土化提供了条件。

例如，自9世纪后半期开始，法兰克知识分子开始逐步取代了外来知识分子的位置，到了十一二世纪在法兰克社会中则基本上见不到有影响的外来知识分子的身影。

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与查理曼的人才政策有联系。

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人才是查理曼所关注的呢？他在选才上采取的是什么标准？在圣高尔修道院一位僧侣所著的《查理大帝传》中记载了查理曼的一句话：“但愿我有十二个像耶罗姆和奥古斯丁那样在各门学问上如此精通，又受过如此全面的训练的教士。”

[21]这表明查理曼在选才上是有一定参照系的。

当然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查理曼的主观色彩，正如基佐所说：“查理曼是在他们的文人气质中辨认出他们并把他们召到自己身边的。”

[22]根据这种特定的标准，查理曼将眼光投向整个欧洲，特别是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如罗马文明的中心意大利、爱尔兰和英格兰等保留了较高文化水平的地区等。

他对这些学者极为尊崇，并且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

很多学者在晚年都成为著名的大修道院院长。

查理曼通过为这些学者提供必要甚至是十分丰厚的物质保障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使他们逐渐形成一个专事学术探讨的阶层。

这个阶层的影响波及整个社会，使一些在初期从事于一种完全不同事业的人最终转向学术研究，如一些军人和政治家向学者的转变即是鲜明体现。

从这个学者群落的组成来看，除开我们上面已多次提到的阿尔琴以外，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副主祭彼得和执事保罗，来自西班牙的西哥特难民西奥达尔夫，来自法兰克后来成为查理曼传记作者的艾因哈德，以及一些来自爱尔兰、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的不知名学者等。

在他们中间，阿尔琴以其渊博的学识成为学术领袖（关于阿尔琴思想下面将有专节论述，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