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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第6页）

副主祭彼得（PeterofPisa）来自意大利伦巴底地区。

当查理曼于774年征服伦巴底后，彼得便成为查理曼有史可查的第一位教师，这也正是他所以彪炳史册的主要功德所在。

就其学问而言，据称他是一个颇有造诣的语法学家，并曾经写过一本非常基本的语法书作为为查理曼授课的教科书。

关于他的活动、思想的记载很少见，这从一定程度证明他在宫廷中的影响除开第一个教师的名誉之外微不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执事保罗（PaultheDea），原名保罗·瓦内弗里德，和彼得一样，来自意大利伦巴底地区。

他出生贵族家庭，从小在帕维亚宫廷被抚养长大，幼时即入附近的一所修道院（科摩湖上的修道院），大约在779年到了蒙特卡西诺。

这个地方成为保罗一生特别是在为查理曼服务期间魂牵梦绕的地方。

他最终于787年回到蒙特卡西诺，并在此终其天年。

执事保罗与查理曼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契约的交换关系。

由于保罗的兄弟曾因卷入叛乱而被法兰克人投入监狱，保罗为了救其兄弟出狱，便通过此时在查理曼宫廷中的彼得，向查理曼致了一份用诗写成的颂词，请求他释放叛乱者。

作为一种回报，也可以说是一种条件，保罗便不得不留在查理曼的宫廷之中，后进入梅斯的圣马丁修道院。

这种交换关系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保罗所具有的知识素养。

他既是一位语法学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

作为诗人，他为查理曼宫廷恢复了拉丁诗歌的传统。

然而，使他名垂青史的则在于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杰出贡献。

他曾写作《伦巴底人史》（HistoryofLombards）、《梅斯主教史》等史学著作。

其中，《伦巴底人史》对于我们今天了解那个时代伦巴底人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也是我们了解伦巴底人的出现直至走向成功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他所有史学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

《梅斯主教史》同样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学作品，为后世相关题材的撰写、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以至于成为中世纪一种极其风行的史学流派。

在写作《伦巴底人史》的同时，他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作一部查理曼就任皇帝以前的罗马史，使得查理曼宫廷更加熟悉古典时代的业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800年查理的加冕。

作为一位宫廷学者，他还曾受查理之命编写主教长老讲道集以颁发给各教堂作范本使用。

这种讲道范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教育的通用教材。

查理曼为此作了序，明确提出：“尽管我们有改进教会状况的愿望，但我们仍怀着极大的热情，不得不承担恢复因先辈的忽视几乎熄灭的文化的任务。”

[23]可见这个讲道集本身透射出的教育功用。

要想依据保罗在宫廷里的时间来评价他在学者群体中的地位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在他787年返回蒙特卡西诺以后，他仍然与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发挥着他在查理曼事业中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西奥达尔夫（Theodulf），即艾蒂安·吉尔松所称的难民西奥达尔夫，著名的神学家、诗人，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对世俗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

大约在782年，由于查理曼对西班牙的干涉而引发难民浪潮，西奥达尔夫作为难民进入法兰克王国。

他具体来自于西班牙何处尚不清楚，但作为西班牙人，他继承了西班牙国家的典型风格：注重古典，注重艺术。

作为诗人，他“几乎有能力驾驭几乎所有的古典格律”

[24]。

他吸取了古典的形式，用这种形式来描绘他所涉及的古迹风物和宫廷生活等。

他于797年左右当上了奥尔良主教，在此期间应查理曼之命写下了一系列神学著作，由此确立了他作为一个神学家的地位。

作为神学家，他凭着自己独创性的努力进行了对《圣经》文本的修订工作。

在修订过程中，他善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吸纳不同的观点、学说：他对不同的内容、观点不是盲目地删除，而是仔细加以收集、整理、研究，并且对这些学说持一种严谨的批判态度，以一种怀疑精神去恢复《圣经》文本的本来面目。

这使得他所修订的《圣经》文本更趋于客观，更接近早期希伯来人的精神。

但由于他所修订的文本与查理曼及其时代的需要相脱离，因而未能得以流传，影响甚微。

作为奥尔良主教，西奥达尔夫曾在797年指示教士免费实施普及教育，他鼓励乡村牧师开办学校，把读写知识传授给一切信任他们的学生，而且不计较报酬。

这种思想在当时教会教育居于垄断地位的情况下，无疑为世俗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很难说他这种思想没对查理曼的教育观念产生影响，因为查理曼于812年发布的一个公告中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每人必须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学校去学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