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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第10页）

加洛林“文化复兴”

作为中世纪早期的一次文化复兴运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中世纪文化的烙印。

正是教俗的二元对立，使查理曼找到了教会文化作为文化复兴的主要形式，而兴起教会文化的目的又是与教俗的二元拮抗紧密相关的。

查理曼试图建立起一个有统一秩序的神权君主国家，以蛮族社会的军事征服和教会的精神归化作为其统治的互补面。

因而这一时期教会文化仍然具有极大的世俗职能，而在教俗二元对立中，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能摆脱世俗权力的控制，这也构成了不同于中世纪其他时期的教俗对立特点。

这种独特的二元对立和查理曼出于统治的需要二者间的结合，共同推动了加洛林“文化复兴”

的兴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洛林“文化复兴”

是教俗二元对立的必然产物，同时对教会文化的关注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最佳和唯一的选择。

1.教会文化兴起的历史必然

加洛林“文化复兴”

的主要形式便是教会文化的兴起。

一种文化在特定时期的兴起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加洛林“文化复兴”

也不例外。

可以说，教会文化的兴起是与此时世俗文化的衰落相伴而生的，正是教会文化较之世俗文化较高的发展水平及较为完善的文化组织形式，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形式。

蛮族入侵致使高度发达的以世俗文化为主的罗马文明体系崩溃。

随之而来的是在愚昧观念指引下的对文化的简单需求，这种简单需求与罗马文化的共通之处则在于对信仰的需要和宽容。

因而基督教义成为与异族文化相沟通的主要媒介。

这样，在世俗文化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基督教文化无疑扮演起了诺亚方舟的角色。

这也是基督教文化能在原有政治制度被打破后仍能存在并独自支撑起西方文化发展重任的原因所在。

对此，美国学者道森认为：“在过去，人类世界一直充满着自信和安全感。

随着潮水的退去，他们在筑起的堤坝的保护下把文化的界限不断地向前推进。

但是现在潮水涌来了，堤坝被冲垮了，并且潮水很快将吞没陆地。

只有教会作为避难的方舟留了下来，因此，一个人与其徒劳无益地将他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试图修补残破的堤坝上，或重整被毁的土地和时遭洪水吞噬的土地上，毋宁用之于建造方舟上。”

[32]在这里，道森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心态，这也成为教会文化为何成为中世纪文化主流的一个合理诠释。

教会文化独居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状况一直贯穿于整个中世纪，所以加洛林“文化复兴”

也不可避免地顺从于这种主流文化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洛林“文化复兴”

以教会文化为其主要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2.教会与世俗间的二元对立

教俗之间的二元对立构成了整个西方中世纪文明得以缓慢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这种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所表现出来的冲突与融合是不相同的，即是说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也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

加洛林“文化复兴”

时期，这种动力因素大致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世俗社会发挥教会工具职能的需要；二是教会超越世俗限制的需要。

这两种来自不同角度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教会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