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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02（第6页）

。

正是在加洛林时代才最终确立了《圣本尼狄克教规》在西方作为宗教生活的普遍准则的地位，由此也使加洛林文化打上浓烈的修道院色彩，修道院学校便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一种具体体现。

早期修道院学校是出于培养修道士以传教的需要而建立的。

中世纪初期由于世俗文化与教育的衰落，为使那些成为修道士的人熟习和掌握各种宗教仪式的需求，客观上推动了各修道院设立学校；随着修道院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儿童祭牲礼”

（Oblationof）的出现，使修道院自觉地承担起了教育的责任。

所谓“儿童祭牲礼”

，首先由《圣本尼狄克教规》加以规定。

《圣本尼狄克教规》第59章中规定：允许家长可以送一名小孩到修道院当修道士，以示对上帝的虔诚。

这种“儿童祭牲礼”

与佛教中所提倡的俗人送一名子女入寺院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实质上都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佛或上帝的虔诚。

到9世纪时，大多数修道院由于遵从《圣本尼狄克教规》而吸纳了为数不少的儿童，这必然要求修道院对这些儿童进行教育，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称职的修道士。

教育形式随修道院的大小而有所区别，在那些小型修道院学校中，一般由年长的修道士教儿童基本的阅读和唱圣诗，让他们学习一些常用的宗教仪式。

这种修道院学校唯一的目的是为培养儿童具备初步的传道能力，并不存在对教义或学问的思索和探讨；而在那些大型修道院中则存在着十分正规的学校，一般由学问精深的修道士主持，学生包括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和那些作为“牲礼”

被送入修道院的儿童。

教育目的包括培养专门的修道士和世俗教士两类，因此其学校形式也存在着两种：一种是专门面向修道院的学校；一种是面向世俗子弟的学校。

前者主要进行宗教礼仪教育，后者则对世俗子弟进行初级的阅读等方面的教育。

修道院学校的这种开放性办学模式一直延续下来，虽然中间有过短暂的挫折，例如，817年在安尼亚那的本尼狄克特的怂恿下提出的修道院改革规定：将来修道院学校只应专门对修道士开放，但这仍未能中止修道院学校向公共的开放式办学。

这种办学模式为9—11世纪的修道院制度成为教会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并涌现了以圣高尔修道院为代表的一大批教会文化中心，可以说修道院学校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③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

关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的材料并不多见，这方面最为直接的证据来自里昂和奥尔良。

一份由里昂的大主教莱德拉德写给查理曼的信透露出了有关这种教育方式的信息：

我现在有一所歌唱学校，学生中有一些已经成长得如此成熟以致他们有能力成为教师。

我还有一所阅读学校，在里面不仅进行每日祷告所需的“功课”

的正常阅读，而且还通过《圣经》的研习尝试着达到一种对精神意义的理解。

许多学生已经能够搞懂《福音书》的准确意义……我们还做了一些对书本的誊写来说必须提供的训练。

[42]

这里所说的阅读学校实际就是一种初等文法学校，并且这里所揭示出的教学内容与查理曼在805年发给帝国监察官的指示中所提到的内容完全相同。

在这份指示中列出了“阅读”

“歌咏”

“书写，以使他们文字通顺”

。

这表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在当时的确存在，并且具有很好的发展趋势。

关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博伊德和金也指出：“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到8世纪结束时（西奥达尔夫和查理曼大帝规定普通教育的时候），所有大教堂和联合教会都办了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

同时，歌咏学校不再是培养唱诗班歌手的纯粹专业学校，而是一种初等学校；文法学校同样不再是仅仅为神学学习做准备，而是一种向未来的教士传授普通课程以及一切专业课程的机关。”

[43]在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的管理上，他们指出：“到8世纪……歌咏学校就开始由教堂管理人员负责，11世纪的法令称这种管理人员为合唱队指挥。

而文法学校则委托给校长（校长有各种名称：scholasticus，magister，s，archischola），他也是牧师会的律师，日后称为校长（celloz）。”

[44]这进一步表明在加洛林“文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