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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02（第7页）

时期，不仅存在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而且这种学校在制度化和规范化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可以说是对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补充和完善。

由于它们都是以教会为存在的基础，且教学内容带有极强的宗教性，所以共同构成了教会教育的学校系统，为这时期教会文化的逐步兴起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直接影响到11世纪教会改革，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文明的火种。

（3）教会文化传播工具的复兴

教会文化传播工具的复兴包括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和书写工具的改进与统一。

这也是任何文化能够复兴的首要条件和必备基础。

①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

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在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任何文化的创造或复兴必定都是建立在对传统继承基础之上的，因而衡量一种文化的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图书馆建设的完善程度如何。

同时图书馆也是文化得以更新和发展的一种手段和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实质是一种知识之源、文明之源。

基于这种认识，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无疑是加洛林“文化复兴”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加洛林“文化复兴”

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已开始把成集成套的书籍赋予这块土地，这些书对那个阶段而言既多且广。”

[45]这表明对书籍的热爱和对图书馆有意识的建设成为加洛林文化复兴得以成就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加洛林时代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属于宗教机构，主要是修道院，至今仍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一个没有书籍的修道院就等于是一个没有食物的堡垒。”

实际上图书馆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修道院的一种象征。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意识，是由当时文化衰落所带来的书籍匮乏与教会文化复兴二者矛盾所推动的。

教会文化的复兴需要借助于相应的典籍，而当时社会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

利济厄的一个主教曾抱怨说在他的教区内竟然找不到一本完整的《圣经》。

阿尔琴在写给查理曼的信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您谦卑的仆人在这里[46]没有发现任何在他自己的国家中并不罕见的那种杰出的学术著作。

而这一点就他对于主人的忠心和他自己的研究而言是亟待弥补的。”

这种书籍的缺乏迫使作为当时社会文化中心的修道院关注书籍的收藏，从而有了图书馆建设意识的初步启蒙。

早期的图书馆建设可以说在黑暗中经历了很长的摸索，付出了很大代价才逐步取得成效。

各修道院在建设中通常采用借书和复制两种手段。

借书是复制的前提，而借书在当时不得不凭偶然的搜寻才能实现。

据说阿尔琴任图尔修道院院长期间，曾从罗马借来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书信集，向他的朋友圣里基埃的修道院院长安吉尔伯特借来了朱尔丹的《哥特人史》等。

在当时，借书是一件和乞求相提并论的事情，费里埃的卢普在大约830年写给艾因哈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打破一切压抑造成的束缚，我就再一次请求你在我逗留此地期间借给我几本书——向某人借书比起向某人乞求友谊来，其冒昧程度总要小得多。”

[47]不难看出借书在当时并非易事，由此也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有些教会不愿出借书籍了。

如果说借书解决了典籍的来源问题，那么如何保存则有赖于对这些借来书籍的复制工作了。

在加洛林时代，复制工作是一项专门性的职业，并且受制于当时的书籍物质载体制造技术和书写工具的发展水平。

与同时代的中国文明相比，加洛林王朝时代西方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尚处于用皮革和手工抄写作为复制手段的原始阶段，这不能不说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加洛林时代大多用皮革和羊皮纸，但修道院大多非常穷困，以致有些地方迫不得已把旧手稿——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著作抄本——上的字迹擦掉重新用，这也为书籍的复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同时，当时的书写工具十分原始，随着复制需要的进一步提高，迫使人们对书写技术和工具加以改进。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建设客观上推动了书写工具的完善和提高。

经过加洛林时代半个世纪的努力，到9世纪时出现了一批意义深远的图书馆。

从图书馆藏书数量上看，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教堂一般拥有200～300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