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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阿尔弗烈德大帝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第4页）

综观阿尔弗烈德所译的作品，不能不惊叹他对拉丁语和英语二者融合的熟练驾驭。

对此，史密斯评价道：“阿尔弗烈德的翻译技巧至少部分反映出他对方言表达方式的熟练与热爱，更反映出他融合外来文化因素于英语文化体系的愿望和努力。”

[138]这也正是作为学者的阿尔弗烈德为英国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他的翻译，一方面引进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在一片文化荒漠中燃起了文化复兴的希望，为英语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推动了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本土化进程，促进了英语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为后来英格兰民族统一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统一的工具性语言。

这种语言的本土化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本土化，这就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日后兴起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在此意义上，作为学者的阿尔弗烈德对于英语文化而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组织编撰《编年史》

《编年史》也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种按年代顺序进行的历史记载体裁并非阿尔弗烈德本人的首创。

早在六七世纪比德时期便有了编年体裁的出现，只不过那时的编年史是用拉丁语而不是英语记述的；而阿尔弗烈德则开创了用英语进行英国编年史编撰的先例。

目前，学术界关于《编年史》究竟是由阿尔弗烈德本人编撰，还是在他主持下由宫廷学者加以编撰的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多数学者认同后一种观点。

《编年史》的时间跨度较大，覆盖了从最早的英国外来入侵直到1155年。

也就是说，《编年史》最早记载的事件是公元前60年恺撒（Caesar）入侵不列颠。

自此以后英国发生的较大历史事件都有着或详或略的记载。

从《编年史》的内容构成来看，它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写作风格上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是阿尔弗烈德871年继位以前的记述，这些记述都较为简略，文风粗疏，与后面的记载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接着便是871—896年的记载，这部分对历史事件特别是与阿尔弗烈德有关的历史事件记载尤为详细，但这部分在878—891年出现了断裂，只有零星之处提到西塞克斯王国和不列颠的历史事实，更多的篇幅是用于介绍丹麦军队在欧洲大陆的行动；896—1155年构成了编年史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除沿袭了阿尔弗烈德时代的风格外，从语言表达历史叙述和评价方面都较前两部分更为成熟，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编年史》内容构成上的这种阶段性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编年史》的编撰是从阿尔弗烈德开始的。

对此，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中也做了相应评价，认为“编纂《撒克逊编年史》[139]的工作就是由他开始的”

，因为“开头的条目都很零散，可见没有经过编纂者的运笔。

从阿尔弗烈德的时代起，条目都很确切，内容往往很丰富，而且有时文笔流畅，并能写出某些事件的历史意义”

[140]。

史密斯也指出，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41]的记载内容来看，871年是个明显的分界线，从这一年开始，有关阿尔弗烈德和丹麦入侵者的内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以前对丹麦军队行动的记载则是较为简略的。

这反映出编纂者有意把871年即阿尔弗烈德登基的年份，作为《编年史》的“起点”

。

据此史密斯认为《编年史》的编撰是在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期。

[142]同时，《编年史》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和对语言本土化的追求无疑又符合了阿尔弗烈德的个人兴趣。

从这个意义上讲，《编年史》是在阿尔弗烈德指示下由相应的学者组成的编撰机构编纂而成的。

史密斯认为：“有两组学者同时开始编撰《编年史》。

一组学者负责收集从恺撒到834年的材料；而另一组学者则负责撰写阿尔弗烈德家族开始统治西塞克斯王国的部分，主要集中于阿尔弗烈德继位以后。”

[143]也有学者认为《编年史》的第一部分是阿尔弗烈德组织学者对拉丁文《编年史》所做的初步的翻译。

这两种观点在此似乎并不矛盾，因为收集材料的过程必然涉及借鉴；又由于以前的材料均为拉丁文，所以对现成材料的翻译更是顺理成章之事。

总之，无论阿尔弗烈德在《编年史》的编撰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一行动本身开创了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注与重视。

同时，《编年史》重现了古典英国历史的基本构架；作为一种体裁，《编年史》也为历史阐释和陈述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研究模式。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编年史》丰富了英国历史的研究，完善了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历史研究领域方法论上的一次进步。

（三）宫廷学者和宫廷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