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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阿尔弗烈德大帝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第3页）

（一）对古典拉丁文作品的翻译

翻译活动是阿尔弗烈德确立自身学者型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翻译实践的出现也是当时文化现状与社会的文化需求二者脱节的必然产物。

对此，阿尔弗烈德在《司牧训话》绪言中详细阐明了翻译拉丁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动机，他说：“我忆起曾经怎样地看到我国在全被焚掠以前的情景；遍布于英国的教会是怎样地充满珍宝与图书。

尽管也有一大批上帝的仆人，但他们不懂这些书，因为这些书并不是用本国文字写的，这就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

“当我回忆这一切时，我极为奇怪，为什么从前遍于英国的博学多能的人既然读懂一切书籍，而不想把它们译成本国语言。”

这是与当时其他文化的做法背道而驰的。

当时，“其他一切基督教国家也把它的一部分译成自己的语言”

。

基于英格兰这种只会英语而不懂拉丁文的文化现状，阿尔弗烈德提出：“最好我们也把那些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书译成我们都能懂的语言。”

[136]这里提出的“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书”

实际上是指阿尔弗烈德的具体的选材范围，即选取一些适应需要的经典的拉丁作品作为对象。

从现已确定的阿尔弗烈德的翻译作品来看，其选材范围涉及历史、法律和哲学等。

史密斯曾就阿尔弗烈德所译的《司牧训话》一文做出详细的探究，他认为阿尔弗烈德之所以关注格里高利的作品，主要是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对世俗统治者所提出的建议以及包含的神学思想吸引了阿尔弗烈德。

[137]这基本上反映出阿尔弗烈德的一个重要的选材标准，即“有用”

或“需要”

的标准。

在这一标准下，阿尔弗烈德亲自翻译了格列高利的《司牧训话》、波伊提乌的《哲学的安慰》以及奥古斯丁的《对白》。

阿尔弗烈德的翻译作品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由阿尔弗烈德本人独立完成的；一种则是阿尔弗烈德组织，由学者完成的。

由于史料缺乏和年代久远，这两种情况常被混为一谈，所以关于哪些作品是阿尔弗烈德本人亲自翻译的，至今尚存有较大的争议。

例如12世纪时，马尔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ofMalmisbury）就曾认为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为阿尔弗烈德所译；后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奥纳修斯（Orosius）的《世界史》（HistoryoftheWorld），为阿尔弗烈德所译等。

对此，史密斯通过对这些涉及的作品内容、时间及翻译风格等方面的考证，认为真正由阿尔弗烈德独立翻译的作品只有三部，即《司牧训话》《哲学的安慰》和《对白》。

本文作者采用史密斯的观点。

翻译，必须要有娴熟的语言知识作为文化支撑。

从阿尔弗烈德所译作品的情况来看，他无疑具有很高的拉丁文水平，并且熟悉英语中的一些习惯表达方式。

然而，根据阿尔弗烈德的传记作家阿塞尔的记载，阿尔弗烈德在39岁（由于阿尔弗烈德出生时间的错误，所以阿塞尔误认的39岁应为40岁）时才开始接触拉丁语。

在《阿尔弗烈德的一生》中，阿塞尔说道：“887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在阿塞尔的帮助下，阿尔弗烈德开始阅读拉丁文作品，并进行相关翻译。”

这时阿尔弗烈德刚好40岁。

同在该书中，阿塞尔又提出阿尔弗烈德及其学者们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890—899年。

也就是说，阿尔弗烈德学习拉丁语3年后，他便能独立完成一些古典作品包括深奥的哲学著作的翻译。

这种情况为后来的学界留下了诸多困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否完全掌握一门较为深奥的语言，并能熟练应用，对此许多学者对阿塞尔的记述提出了质疑。

质疑的结果是认为阿尔弗烈德开始拉丁语学习的时间会更早，甚至可以追溯至他7岁时到罗马的朝圣经历。

这种解释较阿塞尔的记载似乎更为符合历史的事实。

由于阿尔弗烈德语言能力的限制，更因为其所处时代文化的落后，很难说阿尔弗烈德在翻译中很好地理解了奥古斯丁和波伊提乌等人的哲学思想。

但为了使其翻译的作品能为英语社会所接受，他采取了较为丰富的翻译技巧，较为简明地传达原作的思想观念。

从阿尔弗烈德所翻译的作品来看，它们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技巧：一是较为朴实的翻译，即采取逐字逐句的翻译方式，这能保证忠实于原作，这种技巧主要体现在他对《司牧训话》一文的翻译之中；一种技巧则是采取意译的方法，通过有所选择的综合以及对原作里的材料进行重新安排，按照英语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于对《哲学的安慰》和《世界史》等艰深著作的翻译；在翻译中，阿尔弗烈德在修辞手法上较多地采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这种隐喻大多以船或航海为喻，这种隐喻手法的运用无疑是受格里高利《司牧训话》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