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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社会因素（第6页）

这应该是十字军东征客观上在文化上带来的无意识的影响。

人们也许会惊讶于两种不同信仰、相互攻讦和抵制的文化却能在这一特定时期走向融合，对此美国学者道森解释道：“毫无疑问，尽管这两种文化互不相容，但西方的年轻民族有时却能接受较为古老的文明的更高和更为精致的文化。

……而且，如果在一个最大限度地抵制异教教义侵入的教牧社会中尚且如此，那么，世俗社会在不直接与宗教或政治相联系的事务上更愿接受较高文化的影响，这就更加可能了。”

[17]由此表明文化的交流是不以意识形态为障碍的，而是一种先进与落后二者间相互流通的结果。

所以十字军东征的强烈宗教性并未能阻止异教文明的流入，相反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进程。

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东方文化的西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古希腊和阿拉伯文献的翻译，一是人员特别是学术人员之间的交流。

其实这两种方式也并非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独创，早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便有了这种文化交流方式的存在，只是程度和规模要比十字军东征时期小得多而已。

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的科学、哲学方面的典籍，例如，1138年、1175年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四分法》和《大综合论》被分别译成拉丁文，从此，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为天主教公认的权威性学说；数学家花剌子模的《印度记数法》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他的代数方面的著作也于此时传入西欧，并被作为大学教科书直到16世纪；12世纪时，阿维森那的医学名著《医典》被介绍到西欧，直到17世纪仍被认为是大学的权威性医学著作。

在哲学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多于十二三世纪被译成拉丁文。

例如，他的《分析篇》《正位篇》《诡辩驳斥篇》《分析后篇》和《物理学》等著作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形而上学》《尼可马可伦理学》《论灵魂》《论天和世界》等也于13世纪被陆续介绍到西欧。

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引入，使西欧天主教的官方哲学从此发生巨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出的经院哲学成为以后西方天主教会的主流思想。

同时，这一时期大量的阿拉伯哲学思想也纷纷被介绍到西欧，开阔了西欧人的视野和眼界。

所以，站在西方社会的立场上来看，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积极的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评价，如果这一时期没有十字军东征，欧洲也会取得进步，但经历了这场运动之后欧洲的变化是如此显著的，以致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十字军运动是影响欧洲文明最大的一个因素。

二、城市的产生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城市曾随古罗马的衰亡而逐渐衰落，在整个中世纪早期，城市不再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

到了1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城市作为重要的社会存在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对人类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被认为是中世纪时期一个转折性的标志事件。

美国学者汤普逊就认为：“没有一个运动再比城市的兴起具有更持久的意义。

城市运动，比任何其他中世纪运动更明显地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消逝和近代的开端。”

[18]从此，城市开始逐步成为当地社会的工商业中心，并进而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集团和商人行会、手工业者行会等。

经济实力的壮大以及获取更大发展自由的愿望促使这些利益集团向封建教俗贵族提出权力重新分配的要求，因而无论是以和平还是以暴力的方式产生出了城市自治运动。

这一运动无论是对资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还是对西方自治思想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汤普逊在评价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兴起时曾这样说道：“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

[19]关于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概况，一位法兰西的历史学家写道：“在城堡密集的地方（这些城堡因设防而日益集结，因战争、抢劫和饥饿而变得荒凉）出现了许多更大的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力量雄厚的郊区，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稠密。

在7—10世纪这个时期，城市好像哑巴似的死气沉沉；在13世纪，城市像蜂房似的终日嗡嗡：街道很狭窄，不规则也不卫生，但是很热闹，到处拥塞着货物包、小贩摊和兜售货物的商人。

地上树起了壮丽的纪念碑，纪念碑的出现应归功于城市的富人和那些朴素的无名建设者的天才。”

[20]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城市既有作为经济中心的繁华和浓厚的商业氛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初创时的局限与不足。

但不管怎样，城市的兴起毕竟标志着一种影响西方社会以后发展的新兴模式和力量的出现，标志着两种不同生产关系在此时的碰撞、融合，进而使西欧步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

因此，探讨这一时期的城市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的产生

关于城市的起源具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像任何其他巨大而又复杂的现象那样，城市的根源深植于过去的历史里，而所有的城市已不是出于同一的根源的。

城市运动的多种根源和它史料的歧异，是个麻烦的问题。”

[21]现在关于城市的起源就有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场法起源说、免除权起源说、卫戍起源说以及加洛林朝地方制度起源说和德意志行会起源说等诸多观点。

这些假说无一例外都带有特定区域、特定阶层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城市运动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

它是出现于中欧和西欧的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之间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无关种族、语言或边界”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