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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第9页）

对此，包文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中举夏尔特尔学校为例与巴黎大学加以对比来说明巴黎大学产生的地理影响。

他说道：“相反，与巴黎相隔仅50英里[48]的夏尔特尔学校却未能发展成为大学，而逐渐衰落成为一所语法学校，而这所学校在11世纪时所具有的影响是当时巴黎的经院学校所无法比拟的。”

[49]在这种反差之中，地理因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首都的巴黎，一方面因其优越的人文环境、商业氛围和政治文化吸引了大批学者聚集；另一方面又为大学的正常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保障，使大学这种新型教育组织具有继续发展的外部可行性。

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的汇聚无疑带动了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中世纪，在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尚未具有自身的吸引力时，著名学者对学生的吸引力极大地推动了大学本身的发展。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地理因素所产生的人文效果。

所以，中世纪早期大学产生过程中地理因素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著名学者在大学起源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无论是在巴黎大学还是波隆那大学和萨莱诺大学都体现得十分明显。

波隆那大学作为中世纪法学研究中心，其典型的法律研究特征的形成得益于早期的两位著名法学家格拉西安（Gratian）和欧内乌斯（Irnerius）的努力。

格拉西安确立了教会法在波隆那大学的主导地位，而欧内乌斯则恢复了古典罗马民法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并使其成为波隆那大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波隆那大学的起源应归功于欧内乌斯在法律教学上所做出的努力，如博伊德和金在《西方教育史》中就指出：“普遍同意导致波隆那大学兴起的是波隆那在欧洲声誉中所处的地位，而实则应归功于欧内乌斯。”

[50]关于欧内乌斯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

包文指出：“他可能是波隆那本地人，曾创办一所法律学校，该校成为后来波隆那大学的原型和基础。”

[51]伯查德（Burchard）的编年史中记载了欧内乌斯的主要贡献在于“恢复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法律典籍……他按照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编排顺序对这些法典做了重新编排”

[52]。

这里所说的法典即查士丁尼法典。

欧内乌斯在对这些法律典籍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以它们作为其法律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从而使法律学科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科目影响着波隆那大学的课程设置，甚至也对后来西方的法律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欧内乌斯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博伊德和金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他们认为：

他对法律知识的主要贡献，或许是在课程中介绍了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Code）中《学说汇纂》（TheDigest）的若干新部分。

……用对标准课本进行细致的专业性的研究，以代替只对法律原理进行的讨论，他似乎是第一个人。

……他业已把法律知识的领域扩展得很大，以致再也不能把法学看作仅仅是与人文学科有联系的附带性的学习了。

从此，法学本身被列为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专业学生应学和非学不可的独特学科。

[53]

同欧内乌斯在民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一样，格拉西安在教会法方面也为波隆那大学法律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关于格拉西安法律教学的最早记录是在1119年，他是波隆那圣菲力克斯修道院的一位本笃会修道士。

他于1140—1150年编成著名的《教会法令集》（ceofDistors）。

对此，伯查德编年史中曾有所记载：“他把分散在各种书籍里的教会法令集中到一本书中加以体现，并且附以教父们的权威性的观点；在法令的编排上，他遵循一种便利原则，以理性的态度将各种不同的主题集中到一起。”

[54]格拉西安的《教会法令集》包括教会法令的总体构架及理论介绍和具体的案例介绍两部分。

具体的教学通过具体的案例，采用提问法进行。

自此后，《教会法令集》成为学校传授各种教会法令的主要内容。

道森曾指出：“直到一位波隆那修道僧格拉蒂安在1140年前后写下他的重要论文Decretum（《原理》）并在这篇论文中对所有现存材料都按照新的法理学精神进行了分类和整理的时候，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才被置于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

从此以后，波隆那才不仅成为民法教育的伟大中心，而且成为教会法教育的伟大中心。”

[55]格拉西安的这种努力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Ⅲ，？—1181年）和英诺森三世，这为教会法成为教会关注的主要问题而受到重视创造了条件。

因此，波隆那大学典型特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两位学者的努力。

3.中世纪大学产生的传统经院学校基础

教育发展不可能出现断层，而应具有极强的传承性。

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机构的产生，大学必然是在原有教育机构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