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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1946（第5页）

公众的专政预先就断定，什么是可以理解的以及什么必须作为不可理解的被抛弃掉。

在《存在与时间》（1927）第27节与第35节中关于“普通人”

所讲的东西决不只是对社会学的一种附带的贡献。

这个“普通人”

的意思也决不只是与人格的自己的存在相对立的伦理生存地被了解的对立物。

关于“普通人”

这个词所讲的东西倒包含一层意思就是：从追究存在的真理的问题想过来，就须指出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有从属于存在的关系。

这个关系在表现为公众意见的主观性的统治之下是隐而不显的。

然而如果思确认为存在的真理值得一思了，那么细想语言的本质这回事也就不得不获得另一种地位了。

细想语言的本质也就不能再只是语言哲学了。

只是因此《存在与时间》（第34节）才有意指出语言的本质度并触及这个单纯问题：语言究竟是以存在的什么样的方式而作为语言的？语言到处迅速地被荒疏，这就在一切语言应用中损害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

不仅如此，语言之愈来愈厉害地被荒疏还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

只注意保养语言的应用，还不证明我们已免除这种本质的危险。

只注意保养语言的应用，在今天也许毋宁说明我们还完全看不见而且不能看见这危险，因为我们从来还没有注意过这危险。

近来常被论及而已为时过晚地被论及的语言的堕落，却不是一件事情之出现的缘由，而是这件事情之出现的后果，这件事情是：语言在新时代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统治之下几乎是无可遏止地脱出它的基本成分了。

语言还向我们拒不承认它的本质：它是存在的真理之家。

语言倒委身于我们的意愿与驱策一任我们作为对存在者进行统治的工具使用。

存在者本身显现为因果之网中的现实的东西。

我们与存在者作为现实的东西遭遇，遭遇时计算着行动着，但也科学地遭遇着，以诸多说明与论证来进行哲学活动地遭遇着。

虽有诸多说明与论证，但也断言有不可说明者。

如是我云，我们便自认为面对着神秘境界。

仿佛这个神秘境界是这样构成的似的：好像存在的真理根本就听人归结为诸多原因与说明理由，或者，其意思就是说，归结为其真理是不可捉摸的。

但若人要再度进入存在的近旁，那么他必须先学会在无名中生存。

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既认识公众的**又认识私人的东西之无力。

人必须先让存在又对自身说话，然后人才能说；让存在又对自身说话时有一种危险即：人在此种要求之下就无甚可说或罕有可说了。

只有这样，言词才能再获得它的本质的有价值之处，而人才能再获得他要居住在存在的真理中的住处。

但在对人提出的这种要求中，在使人愿应此要求的试图中，不是已在为人而努力了么？“烦”

的方向不是为使人又回复其本质又是为什么呢？这意思不是说人（homo）要变成合人性的（humanus，人道的）又是说什么呢？所以人道仍然就是这样的思所关切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人道主义：想想烦人是合人性的而不是不合人性的，不是“inhuman（不人道的）”

，这就是说，不是在他的本质之外的。

人的人性究竟何在？人的人性就在人的本质之内。

但人的本质从哪里来以及如何来规定呢？马克思主张要认识并承认“合人性的人”

。

他在“社会”

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

人就是“自然的”

人。

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