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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1946（第4页）

这种喜欢的能力，就是一个东西“赖”

之而真正能存在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真正的“可能的东西”

，是其本质基于喜欢的那种东西。

存在由此种喜欢而能思。

存在使思成为可能。

作为有能力的喜欢者，存在就是“可能的东西”

。

作为基本成分的存在，就是喜欢着的能力的“寂静的力量”

，也就是可能的东西的“寂静的力量”

。

我的“可能的”

与“可能性”

这些字眼自然只是在“逻辑”

与“形而上学”

的统治之下被设想得与“现实性”

有别，这就是说，是从对存在的一定的——形而上学的——解释来设想的，这种解释把存在解释为actus（现实）与potentia（潜能），而人们又把这种区别和existeia（本质）的区别等同起来。

当我论及“可能的东西的寂静的力量”

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指一种只是意想到的possibilitas（可能性）的possibile（可能的东西），不是指一种潜能，一种作为一种存在的现实的本质的潜能，而是指存在本身，这个存在本身能喜欢着地担当思，亦即是担当人的本质，而这也就是说担当人对存在的关系。

能一事一物，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把一事一物保持于其本质中，保留于其基本成分中。

当思从它的基本成分中偏离因而完结的时候，思就靠下述办法来弥补损失：思就作为τεχνη（技术），作为教育的工具因而就是作为教育活动而以后又作为文化活动来使自己有效用。

哲学就逐渐变成一种从最高原因来进行说明的技术。

人们不再思了，人们却从事于“哲学了”

。

在从事于此的竞赛中哲学就公开地献身为一种……主义并力图取胜。

这样的名称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偶然的。

这样的名称的统治地位是来自独特的公众的专政，而尤其在新时代是如此。

然而所谓“私人生存”

不是已为本质的、亦即自由的为人。

“私人生存”

只是别别扭扭地成为对公众事物的否定了。

“私人生存”

仍然是依赖于公众事物的摒弃公众事物者并且只靠从公众事物中抽身回来养活自身。

于是“私人生存”

就违反了自己的意愿而确证了为公众之役的情况。

但这种为公众之役的情况本身却是形而上学地有条件的（因为是从主观性的统治中产生的）设施与委任，是存在者的公开状态施于把一切事物无条件地对象化这回事中去的形而上学地有条件的设施与委任。

因此语言就为各种交通途径的媒介之役了，把一切事物对象化这回事就是在这些交通途径之上展开的，而把一切事物对象化的情形就是一切事物对一切人都是在忽视任何界限的情况之下同形式地可接近。

于是语言就陷入公众的专政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