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权力主义的良心（第5页）

正是这种罪恶感与依赖性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权力主义关系的牢固和力量。

对非理性权力的依赖性导致依赖者意志的不断削弱，同时，不论什么趋于瘫痪的东西都将造成依赖性的增长，因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削弱儿童意志的最有效方法是引起他的罪恶感。

人们早已这样做了，——他们使儿童感到他的性追求和他早期的表现是“坏的”

。

因为儿童无法不产生性追求，所以这种引起罪恶感的方法就很难失败。

当父母（他们代表着社会）已经成功地把性与罪恶永久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儿童所产生的各种罪恶感就会达到同一程度，而且与性冲动的发生一样持续不断。

除此之外，他们的其他物理功能也被“道德的”

考虑所摧残。

如果儿童不按规定的方式去盥洗打扮；如果他不像父母所期望的那样干净整洁；如果他不按父母所吩咐的那样去吃东西——那么他就是坏孩子。

五六岁时，儿童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罪恶感，因为他的自然冲动和他的父母对他们的道德评价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种持续不断地产生着罪恶感的源泉。

自由而“进步的”

教育体制并没有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改变这种境况。

公开的权力为隐秘的权力所取代；公开的命令为“科学地”

确立起来的程式所取代；“不要这样做！”

为“你会不愿意这样做”

所取代。

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这种隐秘的权力甚至比公开的权力更具有压抑性。

儿童不再意识到自己被别人指挥（也不再意识到父母给他们的命令），而且他也无法反击因而去发展一种独立感。

父母们以科学、常识和合作的名义来哄他们、说服他们，——谁又能够与这样的客观原则作斗争呢？

当儿童的意志已被粉碎时，他的罪恶感却仍被用另一种方式来加以强化。

他朦胧地意识到他的屈从和失败，而且他必须有这种感觉。

他无法接受一种未经解释的、令人困惑而又痛苦的经验。

在这种情形下的理性化原则上与印度人不可捉摸的或令人难以忍受的基督教理性化是同样的，——他的失败和软弱被“解释”

为就是对他的罪恶的惩罚。

他失去自由这一事实则被理性化为罪恶的证据，而这种确信又不断增加着为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父母的价值体系所引诱的罪恶感。

儿童对父母权力的压迫的自然反动是造反，这便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的本质。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小男孩对其母亲的性欲求，他成了其父的敌手，精神病的发展就是由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应付根源于这种对立之中的焦虑的失败所构成的。

在指出这种儿童与父母权力之间的冲突，和儿童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种冲突时，弗洛伊德触及精神病的根基；然则，依我所见，这种冲突并不是首先由性对立而造成的，而是由儿童对父母权力的压迫之反应所招致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家长式社会的一个本质部分。

由于社会的和父母的权力容易损坏他的意志、自发性和独立性，所以儿童并不是生来就已经是残弱破损的，他要与其父母所代表的权力作斗争，他不仅仅是为他解脱压迫的自由而战争，而且也是为成为他自己、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人而不是成为一种自动化装置的自由而战斗。

对于有些儿童来说，这种为了自由的战斗可能比其他的儿童要更成功些，尽管只有少数几个儿童可以获得彻底的成功。

从精神病的最深处，我们可以发现从儿童在与非理性权力作斗争的失败中所留下的累累创伤。

这些创伤形成了一种综合症，它是精神病最重要的特征，这些创伤削弱或麻痹了人的创造性和自发性；削弱了自我并以一种伪自我取而代之，在这种伪自我中，“我是”

的感情已被作为他人期望之总和的自我经验弄得迟钝了或取代了；自律为他律所代替；这就是困惑性，或者用H.S.沙利文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个人间的经验的人格失调特性。

罪恶的良心是这种为人自身而战斗的失败的最重要症候。

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功地挣脱权力主义的恢恢之网，罪恶的证据便是这种不成功的逃避；而且，他只有通过更新屈从，才能重新获得善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