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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主义的良心（第4页）

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在权力主义的家庭里单亲态度中的一种关键性因素。

尽管在罗马的男性家长——他的家庭就是他的财产——与现代父亲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孩子们是为满足父母并补偿他们自己生活的失望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这种感情依旧广泛流行。

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克瑞翁关于父亲权力的著名演讲堪称这种态度的经典表述：

所以，我的孩子！

——

正当即是在你父亲面前俯首听命，

因为这，人们才祈求养抚你们；

造就了他们恭敬孝顺的子孙——

以恶报恶，以恩报恩

曾使先辈们为之荣耀

正如他们之于他们的父亲。

无论谁让他们的孩子成为无能之辈，

——他所养育的只是把烦恼引向自身

而将无尽的笑柄留给他的敌人。

[10]

即使在我们的非权力主义的文化中，也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父母们要求他们的孩子成为“有用的”

人，以弥补父母在生活中失去的东西。

如果父母没有成功，孩子们就应该获得成功，以给父母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如果他们没有感受到爱（特别是如果父母之间不能互亲互爱的话），孩子们就要去弥补它；如果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就想获得控制和支配他们孩子们的满足。

即令孩子们符合这些期望，他们也还是因做得不够，使他们的父母失望而感到有罪。

对使父母感到失望的感情经常所表现的一种特别微妙的形式是由对存在着差异的感情所引起的。

支配型的父母要求他们的孩子在气质和品格上都像他们。

比如说，性情暴躁的父亲出自对一个迟钝冷淡的儿子的同情，他会对一种使孩子感到失望的实际成就感兴趣，而孩子的兴趣却在观念和理论探究上面，反之亦然。

如果这位父亲的态度得体，他会把儿子与他的差异解释为自卑感；儿子之所以感到有罪和自卑，是由于他的差异性，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他父亲要求他成为的那种人，但他却只能损害他自己的成长和成为他父亲的一个很不完整的复制品。

因为他相信他应当像他的父亲，所以这种失败便使他产生了罪恶良心。

儿子试图使他自己从这些义务观念中解脱出来而成为他“自己”

，但他却常常由于肩负着这种“罪恶”

的负荷而受到如此沉重的压迫，以至他在达到其自由目标之前就在路边倒下了。

这种负荷之所以如此沉重，是因为他不仅不得不去应付他的父母，应付他们的失望、指责和祈求；而且还不得不应付这种期望孩子们都“爱”

他们的父母的整个文化。

前面的这些描述尽管适合于权力主义的家庭，但就当代美国的、尤其是美国城市的家庭情况来看，似乎并不正确，在美国的家庭中，我们很少发现公开的权力。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所描述的图像在其根本点上仍适合于美国。

与公开的权力相反，我们发现了隐蔽的权力，它是以情感上高度控制的期望来取代明确的要求而表现出来的。

而且，这些父母并不觉得他们自己是权力，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市场的隐秘权力的代表，而且他们也希望孩子们达到那些标准，而这些标准是这些父母和孩子都服从的标准。

罪恶感不仅导致人对非理性权力的依赖性，导致迎合权力是人之义务这样一种感情，而且也导致对替代权力去强化依赖性的罪恶感。

罪恶感被证明是形成和增加依赖性的最有效手段，而且，通观历史，这也是权力主义伦理学的社会功能之一。

权力作为立法者使其对象为他们的许多不可避免的违背而产生罪恶感。

因此，在权力面前，这种不可避免的违背之罪和请求权力宽恕的需要便创造一条无尽无头的冒犯、罪恶感和要求赦免的锁链，这种锁链将这些权力对象束缚于权力的命令之下，他们宁肯为求得宽恕而感激涕零，也不愿批判这种权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