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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主义的良心（第3页）

人除了通过认错在牺牲中赞颂神——如果说这仅仅是象征性的话——之外，还通过罪恶感来控制他自己的力量，这种罪恶感根植于这样一种权力主义的信念：他自己的意志和创造力量的践行是对权力者成为唯一的创造者，而统治对象的义务则是成为他的“东西”

这一天赋特权的反抗。

这种罪恶感不断地软化着人，削弱着人的力量，增长着他的屈从性，以便赎买他试图成为他“自己的创造者和建造者”

这一企图的罪恶。

自相矛盾的是，权力主义的罪恶良心是力量、独立性、生产性和自豪感的结果，而权力主义的善的良心却源于顺从、依赖性、无能性和罪恶感。

圣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都用清楚明白的术语描绘了这种善的良心。

善的标志就是对人的无能性的意识，对人自身的鄙视，并负荷着人自己的罪恶感与邪恶感。

有一种罪恶良心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人的美德的标志，因为这种罪恶良心是人在权力面前“恐惧与颤栗”

的症候。

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是，（权力主义的）罪恶良心成了“善的”

良心的基础；而善的良心——如果某人有这种良心的话——却应当创造一种罪恶感。

权力的内在化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在这种含义上，人屈从于权力；另一种是人通过以相当严格而残酷的方式处置自己，来接受权力所赋予的角色。

因此，人不仅成为顺从的奴隶，而且也成了把自己作为他自己的奴隶来处置的严酷的工头。

对于理解权力主义的良心的心理学机制来说，第二种含义是非常重要的。

权力主义的品格多少使人的生产性残缺不全，它发展了一定的虐待狂和毁灭性。

[6]这些毁灭性的能量通过接受权力所赋予的角色并把自己作为奴仆来支配而得到发泄。

在对超我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对其毁灭性成分作了描述，这种毁灭性成分已经为其他的观察者们所收集的临床材料充分肯定。

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像弗洛伊德在其早期著中所作的那样，假定攻击的根源主要在于本能的挫折；或者，像弗洛伊德后来所假定的那样，主要在于“死亡本能”

。

问题在于，权力主义的良心是由与人自己的自我相反对的毁灭性所滋养起来的，以至毁灭性的追求便因此而被允许在美德的伪装下发挥出来。

精神分析的探索、特别是对烦恼品格的探索，揭露了良心有时候所具有的残忍与毁灭性的程度，以及它如何使人能够通过把良心转向自己而摆脱缠延不断的憎恶来行动的。

弗洛伊德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尼采关于自由的禁锢使人的本能反过来“反对他自己”

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仇恨、残忍、以迫害、惊奇、改变、毁灭为乐——人们把所有这些本能转过来反对它们自己的占有者：这便是‘坏良心’的起源。”

[7]

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宗教体系和政治体系都可以用来作为对权力主义良心的说明。

因为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已经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分析了新教和法西斯主义，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作历史的说明了，但我将集中讨论人们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单亲一孩子关系中观察到的权力主义良心的某些方面。

将“权力主义的良心”

这一术语用于我们的文化，可能会使读者感到惊奇，因为我们习惯于把权力主义良心作为只是权力主义的和非民主的文化的特征来思考，但是，这种观点低估了权力主义因素的力量，特别是低估了在当代家庭和社会中发挥着作用的无名权力的功能。

[8]

精神分析的医患会谈，对于研究城市中等阶层中的权力主义良心是一个优越的视角点。

在这里，单亲的权力与孩子们应付这种权力的方式显现为精神病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分析家们发现，许多病人根本不能批评他们的父母；另一些人能在某些方面批评他们的父母，却又因不能涉及使他们自己所深受其苦的那些父母身上的特性而驻足不前；还有一些人在对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提出中肯的批评或者对他们发脾气时，便深感有罪和焦虑不安。

使一个人哪怕是记住那些曾激起他的愤怒和批评的芝麻小事，常常也是件值得考虑的分析工作。

[9]

更为微妙也是更为隐秘的，是那些由人们对不中意的父母的经验所导致的罪感。

有时候，孩子的罪感依附于他不很爱其父母这一事实，尤其是当父母期待成为孩子的感情焦点的时候。

有时候，这种罪感产生于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所带来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