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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道主义的良心（第2页）

然而，学会理解人的良心之声是极为困难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为了听到我们良心的声音，我们就必须能够听到我们自己，而这恰恰是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所难以做到的。

我们可以听到每一种声音和每一个人，就是听不到我们自己。

我们不断地经受着各种舆论的嘈杂声浪的冲击，而从四面八方拥来的各种观念——电影、报纸、广播以及无聊的喋喋不休——铺天盖地，震耳欲聋。

倘若我们有意地打算不让我们自己去倾听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将一事无成。

倾听自己之所以如此之难，是因为这种艺术需要另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现代人中又如此稀少，——即独立自处的能力。

事实上，我们已经助长了一种孤身独处的病态恐惧；我们宁愿选择那种耽于最琐碎麻烦、甚至是令人讨厌的结伴同处和那些最无意义的活动，而不愿使我们自己孤身独存；似乎对于面对我们自己的景象惊恐万分。

难道这只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会处于这种糟糕的人际交往中吗？我想，这种对于我们自己孤身独存的恐惧毋宁是一种困烦和有时倏然见到一个非常熟悉而又陌生的人便胆战心凉、逃之夭夭的面临惊恐的感情。

因此，我们失去了倾听我们自己的机会，而且还在继续忽视我们的良心。

倾听我们良心脆弱而模糊不清的声音之所以困难，还因为它并不直接对我们说话，而是间接地对我们说话，而且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它就是打搅我们的良心。

我们可能只是为一些与我们的良心没有明显联系的原因而感到焦虑（或者甚至是感到恶心）。

也许，人们所忽略的对我们良心最经常的间接反应，是一种模糊而又并不特别的罪恶感和不安感，或者只是一种厌倦感或倦怠感。

有时候，这些感情被理性化为因没有做这做那而产生的罪恶感，而实际上，人们感到有罪的这些失职并不构成真正的道德问题。

但是，如果这是真正的道德问题，尽管人们意识不到这种已经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不能用表面的理性化使之平静的罪恶感，它也会在更深刻、更强烈的焦虑甚至是在肉体或精神病态中表现出来。

这种焦虑的形式之一是对死亡的恐惧，它不是对每个人类在死亡的沉思中所经验到的那种人不得不死的正常恐惧，而是对可以不断地吞噬着人们的进行着的死亡的惊恐。

这种对死亡的非理性的恐惧导致生活失败的结果；它是我们虚度人生和失去有生产性的利用我们的各种能力之机会的罪恶良心的表现。

死，是一种令人悲伤的痛苦，但虚生而死的观念才是难以忍受的。

与对死亡的非理性恐惧相联系的是对人生苍老的恐惧，在我们的文化中，甚至多数人为这种恐惧所缠绕。

在此，我们也找到了对年迈的一种合理而正常的理解，然而，在性质和强度上，这种年迈与那种对“黄昏落日”

的梦魇似的畏惧却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时常可以观察到，特别是在分析的境况中观察到这样一些人，当他们青春正茂的时候，他们总是自信体力的衰退与他们的总体人格、他们的情感力量和理智力量的衰弱是息息相关的，因之为年迈的恐惧所烦恼不堪。

这种观念几乎与一种迷信难分伯仲，尽管我们可以找到与此相反的充分证据，但它依旧顽固不化。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所谓青春特性的强调，如敏捷、适应性和体力充沛等，滋养了这种观念的生长，人们最初是立志于在这个世界的竞争中取得成功而需要这些特性，而不是为了发展人的品格而需要这些特性的。

但是，许多例子表明一个有生产性地生活的人在衰老之前是根本不会退化的；相反，尽管体力衰退，他也可以在生产**的过程中持续发展他已经发展了的那些情感特性和精神特性。

然而，对于非生产性的人来说，当他的曾经作为他各种活动之源泉的体力衰竭时，他的整个人格确实会发生退化。

老年时人格的败朽是一种症候：它是虚度年华的见证。

对不断衰老的恐惧是——常常是无意识的——虚度人生之感情的表现；是我们良心对我们的自我残废的一种反应。

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一种对智慧和经验这样的老年人特殊品性的一种更大的需要，因而也就存在对这些品性的更高尊敬。

在这些文化中，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态度，日本画家和库莎在下面一段话中极妙地表述了这一态度：

从6岁开始，我就对各种东西的形式的素描有一种癖好。

到15岁时，我已发表了大量的图案；但是，我在70岁以前所生产的一切都不值一谈。

73岁时，我学会了一点有关自然、动物、植物、鸟类、鱼类和昆虫的真实结构的知识。

因此，在我80岁时，我将作出更大的进步；90岁时，我将洞穿各种事物的秘密；100岁时，我将肯定会达到一个奇妙的阶段；而当我110岁时，我做的一切，哪怕是一点一线，也将栩栩如生。

我在75岁时所写的，是和库莎曾经谈到的，也是今天格瓦基奥·罗金所说的，是这位老人对素描所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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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赞同的恐惧尽管比对死亡和年迈的非理性恐惧更少悲剧性，但也无异于一种无意识罪恶感的有意义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一种正常态度的非理性歪曲：人很自然地想得到他同类的接纳，但是现代人却想要得到每一个人的苟同，因而害怕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偏离这种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