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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道主义的良心（第3页）

在其他人中间，对这种不赞同的非理性恐怖的一个原因是一种无意识的罪恶感。

如果一个人因为虚度年华而无法赞同他自己，他就不得不用他人的赞同来取代他自己的赞同。

我们只有把这种对赞同的渴望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认识，并作为尽管是无意识的罪恶感却也是无处不在的无意识罪恶感的表现来认识，才能够充分地理解这种对赞同的渴望。

似乎，人们可以成功地把自己关起来而不听其良心的声音。

但是，有一个存在的阶段却是这种企图无法越过的，这就是睡眠。

在这里，人躲避了白天那种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只接受他内在的经验，这就是他已产生的许多的非理性追求、价值判断和洞见。

睡眠常常是人唯一无法使其良心平静下来的情况；但它的悲剧是，当我们在睡眠中听到我们的良心说话时，我们却无法行动；而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却又忘却了我们在梦中所知道的东西。

下面的梦可以提供一个说明。

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在这种地位上他可能不得去出卖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正直，去换取大量的金钱和名誉；当他考虑是否接受这一地位时，他做了这样的梦：在一座山脚下，他见到了两位出色的成功者，他因他们的机会主义而鄙视他们；他们告诉他驱车从一条狭窄的路上开向顶峰。

他遵从他们的忠告，而在快要到达山巅的时候却不幸翻车丧命。

对于他的梦所传达的信息几乎无须解释：当他睡着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接受这一地位等于毁灭，当然，这并不等于他肉体的死亡，作为这个梦所表达的象征性语言，仅仅等于他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生产性的人的毁灭。

在我们关于良心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权力主义的良心和人道主义的良心，以表明它们不同的特征性质；但是，它们在现实中当然不是相互分离的，在任何人的身上也不是相互排斥的。

相反，每一个人实际都具有这两种“良心”

。

问题是要区分它们各自的力量和它们的相互作用。

人们常常用权力主义的良心有意识地体验到各种罪恶感情，同时，这些罪恶感情又根植于人道主义的良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主义的良心是一种理性化，似乎也像是人道主义的良心。

一个人可能因不能使种种权力感到满意而有意识地感到有罪，同时他也会无意识地因辜负了他自己对自身的期望而感到有罪。

比如说，一个曾想成为一名音乐家的人却为了满足他父亲的愿望而成了一名商人。

他在生意上很不成功，他的父亲便在孩子的失败这一点上发泄他的失望。

这位儿子感到沮丧和无法做好工作，最终决定寻求精神分析家的帮助。

在分析交谈中，他首先很详细地谈到了他的空虚感和沮丧感。

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他的沮丧是由他对使其父亲失望的罪恶感所引起的。

当分析者问这种罪恶感的真实性时，这位病人被惹恼了。

但是，不久以后，他便在梦中把自己看作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并受到他父亲的夸奖，他看到了一些在他现实生活中从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

这时刻，他——梦者在梦中突然惊恐万分，并为那种要杀死自己的冲动所揪住，后来，他惊醒了。

这样，他发现，他的罪恶感的核心不是没有满足他的父亲，而相反却是他对父亲的顺从和他没有能满足他自己。

他严重的罪恶感是极为真实的，就这种感情而言，它是作为其权力主义的良心而表现出来的；但是，它却掩盖了他对他自己的大量罪恶感，而他对这种罪恶感却全无意识。

这种压抑的原因是不难察辨的；我们的文化模式助长了这种压抑；根据这些模式，因使其父失望所产生的罪恶感才是有意义的，而因忽视他的自我所产生的罪恶感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另一个原因是恐惧，由于他意识到了他真正的罪恶，他可能会被迫去解放他自己，严肃地对待他的生活，而不再在惧怕他愤怒的父亲和努力满足他之间动摇不定了。

权力主义良心与人道主义良心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形式是，尽管在这种形式中各种规范的内容是同一的，但人们接受它们的动机却是不同的。

比方说，不要杀人，不要憎恨，不要嫉妒，而要爱你的邻人等这些要求，既是权力主义伦理学的规范，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规范。

我们可以说，在良心进化的最初阶段，权力提出了各种要求，这些要求在后来不是由于对权力的屈从、而是由于人对他自身的责任性才被遵从的。

朱利安·赫胥黎已经指出，在理性和自由尚未发展到使人道主义良心成为可能的程度之前，获得一种权力主义良心，在人的进化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其他人也就儿童的发展陈述了同样的观点。

当赫胥黎在其历史的分析中是正确的时候，我却不并相信，就儿童来说，在一种非权力主义的社会里，权力主义良心就必得作为人道主义良心形成的一种先决条件而存在；但是，我们只能在未来的人类发展中才能证明或否认这种假设的有效性。

如果良心建立在严格而又不可攻破的非理性权力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良心的发展几乎就可以完全被扼制。

这样一来，人将完全依赖于他自身之外的力量，再也不关心或感到对他自己存在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