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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主科学与教育（第3页）

因此，教育自由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没有研究的自由，教师和学生没有自由去探索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力量以及用来指导这些力量的手段，那么就不能产生为有秩序地发展社会所必需的理智行为的习惯。

……每一种用来限制教育自由的力量都鼓励着人们最后诉之于暴力来取得所需要的改变。

每一种倾向于解放教育过程的力量都鼓励着人们去采取理智的和有秩序的方法，领导正在向任何方向进展的社会改变朝着一个比较公平的、平等的和人道的目的前进”

。

[21]

可见教育的自由的关键意味着理智的自由，意味着理智的方法（智慧的方法），而这些最后意味着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

平等之于民主犹如自由之于民主一样重要。

杜威指出：“相信平等，这是民主信条的一个因素。

然而，它并不是相信自然天赋的平等。

宣布平等观念的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发布一项心理学上的主张，而是在发布一项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主张。

一切个人都有权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以及在其行政管理中有平等的地位。

每一个人总是生活于一些制度之下的，而他所受的这些制度的影响都是平等的；如果在数量上并不如此，在质量上是如此的。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表达他自己的判断，虽然当他的判断与别人的判断构成一个集合的结果时，他的判断的重要性在数量上也许并不是平等的。

简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同样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来发展他自己的才能，无论这些才能的范围是大是小。

再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在他自己看来是重要的，正像别的需要在别人看来是重要的一样。

自然的和心理上的不平等这一事实本身就更成为理由以通过法律来建立机会上的平等，因为否则自然上和心理上的不平等就变成了压迫天赋较差的人的一个手段。”

他又说：“相信平等的这个民主信念是这样一个信念：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贡献他可能贡献的任何东西。”

[22]

杜威承认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人生而平等是不足信的。

他指出，即便是早期平等的最热心的倡导者也不会愚蠢到认为人的天赋是决然相同的，因此平等应是道德意义上的，而道德意义上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之间的独特性，即不可比性。

杜威举例说，在研究工作中，能达到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等人那样的水平者寥寥无几，但并不能说这大多数人的研究工作是毫无价值的，是不屑一顾的。

因此民主意味着对特殊性的、差异性的尊重，意味着个性（individuality）的充分发展，而个性是独特的，不能说一个人的个性较另一个人的个性高、好。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需要，每个人都应得到充分的发展，每个人都应获得同样的发展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权利和义务，总之，“每一个人都同样是一个人”

，大家都是平等的。

杜威明言，“民主主义者坚信道德上的平等”

。

民主主义的“基本的道德与理想意义”

就在于这种平等。

[23]

基于对平等的这种看法，杜威对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智力测验持否定态度，认为测验结果将人分成优劣高下，以测验结果决定人的机会和地位是不平等、不民主的表现，是封建余毒在作怪，心智上的不平等不能成为道德上的不平等的依据。

而且，智力测验所测的只是人的心智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情况，不能以偏概全，将一个人某些方面的情况看成一个人整体的面貌。

[24]最后，智力商数（IQ）不过是揭示了某种现实性和一些可能性，世事是变化的，人亦是变化的，“一测定终身”

是用静止的观点而不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与生长的原则、经验不断改造的原则是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