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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李特的教育思想（第3页）

就教育理论而言，教育学要解释某种历史关联性，以及设立教育目标，确定教育事实的依存关系；就实践而言，教育学是教育思想的应用活动，它具有开发人性、引人向上的独特作用，因而要划清教育学与其他科学的界限来确定主题。

李特强调说，为了使教育按照一定的路线发展，教育学必须具有崇高的教育理想。

他认为，历史上曾出现过四种教育理想：一是完整性，造就完美的人格；二是和谐性，通过人文活动，使人的精神调和，共同创造文明；三是普遍性，使生活与文化关联；四是形式性，以宗教、道德、科学和艺术来充填教育的内容。

因此，“教育学即是理想，即是精神的一般趋向”

。

[22]而教育学理想的承担者——教育家，则承担起造就人与巩固人性的重要使命。

李特把教育学理解为一个兼容并包的庞大体系。

教育学以真理为根据，具有把宗教预言、形而上学的思辨、科学的理论、社会计划、政治意愿等综合起来，而其中任何一者都具有不能替代的性质。

李特认为，教育学表现为一种精神力量。

一般来说，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精神力量有七种：就国家而言，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表现为3种情形，即国家教育化、教育学的政治化、教育学脱离政治；就社会与经济而言，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反过来，社会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不断地向教育提出新要求；就宗教而言，它具有刺激作用，有助于发展精神文化，与教育更是密不可分的；就科学而言，科学以其强大的理性和具有普遍性的客观法则成为教育学的立场和方法，成为人们完成某种目的的强有力的手段；就艺术而言，教育通过艺术表征人类的创造精神，培养人的意志；就道德而言，道德教育培养“道德品格”

“具有德性的人格”

和“道德的协同体”

；就协同体而言，这是将教育理想转移到社会形式的一种媒体，从事多方面的工作，发挥精神的自动功能。

[23]李特认为，只有将教育学与以上精神力量之间的关系加以限定，教育学才能赢得真正的“自治”

。

[24]

四、文化课程论

李特的陶冶论特别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他认为，人文学科能发展人的心灵，帮助发展和谐的人性。

这些学科不仅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遗产，而且也标志该民族的最高智慧，是陶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科学给人以力量，但这种力量仅仅有助于我们去掌握方法。

与科学不同，哲学则决定目的和探究人类终极目标。

因此，哲学、宗教以及人文学科在所有的方面都高于科学，而且这已是被西方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

基于以上认识，1925年，李特提出了“文化课程教学原则思想”

[25]。

按他的解释，文化课程是一种新的陶冶原则。

它不是新教材的教学，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知识的综合性的传授。

文化课程为陶冶或教育的改革服务，所传授的知识不超越专业的范围，不是求实用，而是传播文化，充实人的精神。

李特指出，文化课程的目的是培养新德国人。

这种新人不仅有文化教养，而且意志坚强，行动有分寸，有德国国家意识和德国民族的价值观念。

因此，在文化课程原则指导下的学校教育应把德国语、德国史放在中心学问的位置，它们可以使德国人明了从古代到现代发展的历史。

外国语也是必要的科目，因为学习外语有助于科学研究。

文化课程要求教育者根据价值陶冶功能来选择和传授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