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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职业教育论（第1页）

第八节职业教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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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业化的完成，使经济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最显著的地位。

工业化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的巨大变革。

工业化对教育的影响和要求是多方面的，但工业化与教育最相关的问题是职业训练问题。

杜威积极支持职业教育，他将职业训练称为教育上的革新，认为其是教育适应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生活的需要的一种努力。

一、职业与文化修养

杜威认为在民主社会里，从事某种职业，担负一定的劳动是受人尊重的事情。

在一个真正民主的教育系统中，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劳动教育或职业教育应成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部分。

在旧时代，职业与文化修养是对立的，前者意味着劳力、粗俗、为他人服务，后者意味着劳心、高雅、统治他人，二者的对立是劳力与劳心的对立，是劳动阶级与闲暇阶级的对立。

杜威认为，造成这种阶级对立的社会基础现在已不复存在，劳动不但是受人尊重的，对个人生存与发展来说，亦是必要的。

杜威反对把职业教育看成仅仅属于金钱性质、具有狭隘的实用性质的东西，他认为若把职业教育看成“工艺教育”

，看成获得专门职业技能的手段，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杜威认为职业技能的获得应有一个广泛的文化修养背景。

亚里士多德认为课程大致可分成实用学科和文雅学科两类。

实用的学科，为实际所必需，只服务于实利，是不高尚、不文雅的；文雅的学科，是专供享受和闲暇之用，是高尚而文雅的。

因此，亚里士多德重视理智享受而轻视职业训练，认为前者高贵而后者卑贱。

尽管亚里士多德之后社会已发生许多变化，但“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真正的文化修养或自由教育和工业的事务至少没有任何直接共同的东西，认为适合于群众的教育必须是一种有用的或实际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把有用的和实际的教育与培养能力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

[77]。

结果，实际中的教育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混合物，“文化”

的科目的目的不在于为社会服务，“实用”

的科目不注重精神陶冶。

杜威认为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文化”

与“实用”

的看法存在混乱。

他认为，如果我们更审慎地分析文化和实用的各自的意义，我们就可能比较容易地制定一种课程，它应该同时既是有用的，又是自由的。

只有迷信使我们相信这两方面必然对立，即一个科目是有用的，便是不自由的；一个科目因为无用，所以有文化修养的作用。

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以实用为目的的教育牺牲想象的发展、审美能力的改进和理智见识的加深，这些当然具有文化修养的价值，所以不但有损于自由的教育，也在同样程度上限制了所学知识的用途。

这并不是说所学的东西完全无法利用，而是只能应用在别人监督之下进行的常规性的活动。

狭隘的技能在技能本身以外没有其他用处；任何技能如果能加深知识和完善判断，就容易在新的情境中被应用并受个人的控制。

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中若注意职业技能的文化背景，反倒更具有职业效能，文化因素不是对职业因素起阻碍作用，而是起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