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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和社会（第2页）

因此，构成政治社会的共同善的事物不仅仅是组织共同生活所要以之为前提的公共物品和设施——公路、港口、学校等——的集合；国家良好的财政状况和它的军事力量；公正的法律、优良的习俗和贤明的制度；它伟大的历史记忆的遗产；它的象征和它的荣耀；它的仍然有生命力的传统和文化财富。

共同善包括了所有这些和除此之外的某些更多得多的东西——某些更深刻、更具体和更人性的东西。

因为，它也包括了、并且是首要地包括了这些事物的总和本身，这个总和与并列的各个单位的简单集合十分不同。

（即使在数学定则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6与3＋3也是不一样的。

）它包括了所有市民的良心、政治美德以及权利和自由的观念的总和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整合，所有活动、物质繁荣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整合，以及在其成员个体生活中的道德上的正直、正义、友谊、幸福、美德和英雄主义的总和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整合。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物全是可交流的，并且，它们在帮助每个成员完善他的生活和个人自由的过程中，复归于每个成员。

它们全都构成了多数者的善的人生。

让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共同善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和效用的体系，而且也是一个正直的生活，一个在其自身内的目的、善，或如古希腊人所说的，真诚的善。

因为，一方面，确保多数者的存在本身就是某种道德上善的东西；另一方面，被这样确保的存在必须是共同体的正义和道德上善的存在。

只有在共同善是依据正义和道德善的条件下，它才是它所是，即它才是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善，而不是歹徒和杀人犯团伙的善。

由于这一理由，即使不忠、蔑视约定和发过的誓、政治暗杀和不正义的战争对一个政府来说是有用的，并且它们促成了使用它们的人的一些短暂利益，但就它们作为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包括在共同行为之中的行为——的本性来说，它们往往摧毁共同善。

共同善是某种在伦理上善的东西。

作为一个本质的要素，它包含了此时此地组成联合的多数个人向形成一个不仅仅靠强力而且也靠正义组织起来的民族发展的最大可能。

历史条件和人性静止的低劣发展，使得社会生活之目的的完满完成变得困难。

但是它所倾向于的目的会以这种方式——具体的个人在与整体的善相协调的情况下最大可能地真正独立于自然奴役的方式——促成共同善。

劳资的经济保证、政治权力、道德美德和精神文化全都对这一独立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在这里，一个双重的观察是适当的。

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共同善意味着整个人参与其中。

与农夫间的合作社或技术上的联合不一样——它们仅要求对成员的利益作部分约定，市民社会要求公民交付他们的生活、财产和荣誉。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与政治社会的共同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完美社会”

的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已经经历了很多冒险；我们甚至可能怀疑在任一特殊社会群体的范围内，人们是否曾真正实现过它。

现在的国家比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城邦或苏阿雷兹（Suarez）时代的政治团体离“完美社会”

的理想类型更远。

我们时代的共同善当然不仅仅是民族的共同善，但仍没有成功地成为文明世界共同体的共同善。

然而很清楚，它更倾向于后者。

由于这一理由，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共同善仅当作很多相似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就似乎是恰当的，在这些领域中，整个文明社会的共同善达到了更大的密度。

我们已经强调了个人的社会性和共同善特有的人类本性。

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是一种依据正义要求的善，它必须复归于个人，并且，它包括了作为其首要价值的个人通向他们自由扩展的途径。

我们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可能把什么称为社会生活的典型矛盾。

在这里，我们将再一次发现个体和个人之间的差别。

因为这一矛盾产生于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的这一事实，即我们每个人在其整体上是一个个体，并且在其整体上是一个个人。

在这一点上，一些形而上的、也是神学的观察会有助于确保这一讨论的正确发展。

让我们回忆一下，个人的概念是一个只有在其至高无上的类比物——上帝、纯粹行动（thePureAct）中才被完全地和绝对地实现的类比概念。

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回忆，对圣托马斯来说，“整体”

“全体”

的可理解价值不可分离地与个人的可理解价值联结在一起。

个人本身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