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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巴特Karl Barthe18861968（第2页）

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是人们不只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上应当如何生活和行动、如何拥有自己的存在的问题。

当人们这样安顿自己时，他不仅意识到自己看到一只从超越所有的世界而来的凝视着他的眼睛，而且他也看到这只永恒的眼睛所见到的东西，他生活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权衡，他的行为完全地和不断地陷于危机之中。

他不仅被问，而且必须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只要他理解这一问题，他就会由于这一问题而毁灭自己。

因为通过这个问题，他证明了自己与神的特殊联系，神从永恒的观点观照他，他由此接受了与自己所特有的一切观点决裂的绝对命令。

通过这一问题，他证明了与上帝的关系，作为义务承担起这种关系赋予他的巨大的、深不可测的结局。

对于一个通过与完美的忠告保持严格一致来献身于伦理学问题的人，我们所能说的将是，他献身于上帝并在上帝那里迷失。

我们如何认为他仅仅是审慎地和有意识死亡呢？一个完美的忠告如何能够严肃地呼唤人（正像我们所认识的人一样）审慎的和有意识地去死呢？伦理学问题包含这样一个秘密——人（正如我们所认识的人一样）在今生中乃是一种不可能性。

在上帝看来，这个人只能灭亡。

我们必须清楚地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我们是否接受伦理学问题，对于我们接受还是拒绝伴随我们所有选择而来的危机，对于我们将赞成还是抛弃与上帝的基本关系，我们没有选择。

伦理学问题并不等待着我们沉溺于任何伦理学的理论化中，危机也不等待我们变成批评家——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不等待我们所谓宗教体验。

伦理学问题是主宰者；在这种处境中，它是基本的和首要的。

它让我们来接受它。

我们活在这种危机和关系之中；只有在我们不断地保持在一个真理——不借助于我们也能站得住脚的真理面前低头时——只有当我们面对这一事实，即伦理学问题是赋予我们的，我们必须接受它时，我们的理论和批评以及所谓体验才是可能的。

并不存在着我们或许希望的摆脱伦理学问题加之于我们身上的负担的那一刻。

我们时时都在活着。

活着意味着行动，甚至当行动意味着什么都不做时也是如此。

在什么都不做的活着中，我们不会有意识；这也不是我们的那种活法。

但是，所有行动、所有行为既然必须关系到目的，也总会遇到它自身的真理性、内在意义和法则问题。

当我们领悟到把我们的行为与这样或那样近似的，或有限的目标相联系的内在意义和法则时，我们的问题仍旧没有被回答。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目标必然展望着自己的目标，展望所有目标的最终的目标，因此我们的问题也期待着一种超越一切存在之外的善。

每一个随意的和现世的我们应当做什么都包含着随意性和现世性无法给出一种满意回答的“什么”

，因为它是一种最终的和永恒的“什么”

。

由于这个问题，我们生活中的危机继续着，由于这种危机，我们保持着与上帝的关系。

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生存，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在这种关系中的责任。

为什么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题目“今日伦理学问题”

？明显的意图是人们提醒我们这个问题不只涉及生活的观念、哲学或者其他类似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且更关系到我们的存在，关系到我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我们正在处理一个自己无法梦想摆脱的现实问题，只要我们像它实际存在的那样看待它，而不是把它看成某种不存在的东西的话。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当我们讲到今日伦理学问题时，我们尽可能地想消除把我们分离开来的，以及事实上使我们成为这个问题观察者的任何时代因素。

但是，人们一方面将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完全地消除时代因素。

因为我们懂得现代可以直接地划分成过去和未来，现代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

当代的伦理学问题正是在昨天存在过的，以及在明天将出现的所有伦理学问题。

当我们根据一个确定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来看待永恒的时代问题时，我们让自己承担起了无法终结的责任。

我们步入了一种没有发展的历史，卷入了一种没有变化的关系。

我们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雅各所做的事情：与主斗争——我将不让你走，除非你赐福于我。

我们也能够把自己投身到这个问题中去——不是以短暂的、而是以永恒的，更确切地说有永久意义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

例如今天我们必须经受住接受一种革命哲学，或者是一种倒退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