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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巴特Karl Barthe18861968（第9页）

看到这种局面之后，让我们重新考虑上帝思考的辩证法。

我喜欢尽可能用自己的话对人们说明保罗、路德和加尔文的教义——我将强调在许多方面与柏拉图的教义相似的教义。

这种教义始于对我们现在从两个不同出发点已经获得的真理的无条件的确定：由于他自己的关于善的问题，人判处自己死刑，因为惟一确定的回答是——他，人不是善的，从善的观点出发，人是无能为力的。

但这样一种洞察力——在我们和我们的世界之下存在的这种全方位的批判性否定，这种洞察力使正直的良心面临着死亡的恐惧——是通向真理、现实和补救答案的一条狭窄的通道和紧锁的大门。

第一个要求是我们坚守这种否定的洞察力，直截了当地面对它，而当我们进退维谷时，我们要避开它——不是通过忽视我们问题的根本严肃性，不是通过削弱其起源的某种超越性质，削弱真正道德行为的某种超越性质，也不是通过自己的任何幻想，就我们逃避的能力来说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将能够理解整个不堪忍受的人类处境，把它接受下来，把它作为我们的责任担负起来。

我们将在伦理学问题面临的劫难面前屈服。

我们处境的意义在于上帝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不开上帝。

这是因为上帝本人，而且只是上帝给予我们生命以可能性——使我们生存变得如此不可能的可能性。

正是因为上帝对我们说了“是”

，在这里“否”

的存在才是如此根本的和不可逃避的。

正是因为对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是上帝和上帝对待我们的行为，我们根据自己行为找到的惟一答案不是直接变为了问题，就是以另外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大得难以把握。

正是因为上帝不朽的生命是我们真实命运的一部分，死亡的必然性才如此无情地提醒我们自己生存意志罪恶的狭隘性。

通过我们的劫难，我们看到超越于自己劫难的是什么——上帝之爱；通过我们对罪恶的意识，我们懂得了宽恕；通过死亡和万物的终结，我们看到原初的新生命的诞生。

正是当一个人离上帝最遥远时，上帝以自己的怜悯寻找和发现了他。

为了让他意识到自己在如同爱、宽恕、生命、怜悯和恩宠的积极意义上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只是等待着——如果可以说成等待的话——等待着由于自己名字的荣耀而对他卑躬屈膝，等待人在无条件投降中忏悔，等待着绝望，有自信的绝望，在这一绝望中，人快乐地让步于自我牺牲——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知道以这种方式牺牲意味着什么。

伦理学问题不仅在我们生活行为之上笼罩上一层阴影，而且在最黑暗之处，让我们穿过这层阴影，目睹新的曙光。

如果人与上帝的这种重要的、肯定性关系最终显示为完全是否定性的灭顶之灾的话，那么显然人的整个行为——既然它是被这种死亡之谷的危机所确定、所瓦解的，那么它就要参与到隐藏于其中的证明理由、诺言和有益的意义中。

无论新老路德主义，其危险之一是这样一种教义，它告诉人们存在一种所谓职位教阶制度，或者神圣职能教阶制度，从通过牧师教阶制度，父母的教阶制度到上帝派遣的国王的教阶制度——一种被认为是构成现实秩序一部分的等级制，在这一制度内，人的行为以一种方式被证明是正确的。

目前，这是什么仅仅是对“我们应当做什么”

这一问题的一种逃避，而事实上这一问题是不可能逃避的，因为罪犯的证明理由不可分离地注定要与这一问题联系起来。

上帝的特别恩宠赋予这一问题以严肃性。

只有逐步了解到他是如何地怜悯，我们才会意识到他如何地神圣，他的神圣如何地骇人。

为什么宗教人士应当享受特有的证明理由——他连同他那有更多问题的“确定性”

——为什么似乎在所有最应当感受到这种行为正当的犯罪必要性的人们中并没有他的身影？是什么理由使他相信自己的生命与拯救自己联系起来，似乎它们是某种最终的目的？最终的尊严，无须他物而获得的尊严只能属于神圣者；从不属于创造物，而只能属于创造者。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惟有的宽恕之外，不存在拯救和确定性，通过宽恕，虔诚的和非虔诚的罪行，在所有生活关系中发现的罪行，构成整个人类目的体系基础的罪行全都被揭示出来。

把我们宽恕思考置换为一种方便的寂静教确定了这一事实，即人们只能在上帝那里发现宽恕，只能在伦理学问题使我们产生的需要意识中发现上帝，而这种有益的需要意识只能在现实斗争中出现。

事实也可能是，假定特有的职位被从上下放到人们的生活中，便是宽恕过了头，但并非说是错误的。

这一事实不仅保证了人的目的体系——由堕落的人从底层整个建立起来的完全是亵渎的目的体系，以所有相关的尊严和权威形式延续下来和适当地延续下去，而且也使政治、社会和其他领域的为了比较而言更高目的的斗争——或者以革命的方式，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不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的斗争有了权威性和必要性。

总之，宽恕的那缕不确定的阳光照在我们伦理学的阴暗领地，保证我们的日常工作继续下去，保证只是以更多的非常之光——已经照耀这一领地的非常之光才能打断它。

这些思考或许确实是更系统的论述，是辩证法的细节更为丰富的展开，但它们仍旧是保罗和改革派的教义，我认为这是今日伦理学问题的困难可能得到解决而依赖的惟一可能的原则。

如果说我对教会和当代神学抱有一种希望，那就是用这些思考可以再度地恢复生机和力量，以往的基督教不止一次地这样重新获得自我意识。

当我强调我们今天有无数的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在等待着聆听这种福音的再现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误。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