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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政治中的道德价值（第5页）

如果公正地对待甘地先生，那么就必须说，当他混淆了不抵抗和非暴力抵抗的道德含义时，他自己绝没有从事于纯粹的不抵抗活动。

由于他在政治上过分地现实主义，以致相信它有作用。

在战争期间，他为自己支持英国政府进行辩护。

他说：“只要我活在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政府制度下面，并自愿分享它为我创立的许多方便和特权，那么，当这个政府投入战争时，我将尽力而为地去帮助这个政府……我认为，今日政府已完全不同，因此，虽然并非出于自愿，但我应该参加它从事的战争。”

［14］在这里关键问题是，要承认政府的暴力性质，并根据已转变为对国家忠诚的态度，而不是根据和平主义原则来解释政策的变化。

他与自己的朋友安德鲁斯在允许焚烧外国纺织品政策上的分歧和他与诗人泰戈尔关于1919—1921年第一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道德含义的辩论都证明，在他那里政治现实主义是为宗教唯心主义辩护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理所当然地使他的很少或根本没有担负政治职务的朋友们感到困惑不解。

［15］第一次不合作运动由于其产生的暴力后果，被他勒令停止了；第二次运动也产生了必然的暴力副产品，但它却未因同样的理由被勒令停止。

甘地其人不乏真诚，或者说在道德品质上有不少值得赞许之处，这是因为对政治效果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政策，并确证了他所承诺的“不开杀戒”

学说的纯洁性。

在政治组织中负责的领导人不得不运用强制以达到他的目的，但他可能像甘地先生一样，竭尽全力将其手段置于他的精神理想支配之下；但他必须运用这种手段，在必要时，可能为了政治的效用而牺牲某种程度的道德纯洁性。

在“真理力量”

或“心灵力量”

这些词的更纯粹更准确的意义上去运用它们，就意味着呼吁社会斗争中的对手要有理性和善意。

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抵抗形式，但它并不是物质的强制，它是属于教育部门应从事的工作。

这种抵抗形式并未对惩罚对象施以外部的强制，而是尽可能利用极为生动富有感染力的教育方法，使得被压迫者的苦难引人注目。

例如，就像甘地先生鼓励其追随者长期忍受对他们的公民不服从行动的惩罚那样，直到求得统治者和立法者的同情。

但这仍然是教育而不是强制。

当然，必须承认教育可能包含强制的因素，甚至也可能堕落成宣传。

人们不可否认，所有教育中总有宣传因素，甚至最诚实的教育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在他的教育原理上打上特殊观点的印记。

无论何时，只要教育过程伴随着一种对有争议的事实和真理的关键之处的狡猾地隐瞒，它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宣传。

但是，在一切思想交流过程中，即使没有这种狡猾的意图，也仍然有某种程度的不自觉地对事实的隐瞒或不能看到全部事实。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仅仅相信教育过程能解决社会纷争的理由。

所以，认为教育既是一种制造纷争的工具，又是一种超越它的方法的观点，其理由绝不是充分的。

由于教育中的强制因素仅在精神和情绪领域内起作用，并且没有运用物质的强制，所以，它们并未全然变成道德说教，虽然也必须根据它们所服务的目的，对这些强制因素加以评价。

在特权集团用来维护其特权的宣传和被剥夺的群体为争取自由平等而从事的鼓动之间必须加以区别，而且所作的这种区别应有本质的不同。

强制的心理形式和物质形式在强制威力程度上存在着区别，这正像暴力形式和非暴力形式之间存在着区别一样可能都是真实的。

但是，仅当影响力最小的强制形式能够理所当然地被承认为最好的强制形式时，这种区别才能为进一步作内在的道德区别建立基础；而只有当自由能够被承认是绝对的价值时，以上所述才会是正确的。

现代的教育家们普遍地相信上述所说，这只是表明一定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已大到了超过教育家们愿意接受的程度。

自由之所是一种崇高的价值，乃是因为如果理性是处于物质的和心理的强制之下，它就不可能真正起作用。

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取得绝对的理解的自由，而由所谓自由教育过程所铸造的一般水平的人只可能接受当代的假设和观点，而不是接受更古老或更新的政治或宗教唯心主义反复灌输的观点。

“民主的”

教育家们的教育本身充满了假设和理性无法证实的偏见，它减少了19世纪以来迅速瓦解的自由主义的因素。

正像一切强制一样，心理的强制也是危险的。

它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它所谋取的社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