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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政治中的道德价值（第6页）

甘地先生把非暴力和不合作称为一种“心灵力量”

；当这被看作是对一种精神的非暴力性强调时，他的表述就没有什么含混的，并且更加恰当。

他认为，非暴力确已成为用来表达爱的理想。

道德善意的精神的术语。

在他看来，非暴力包含着摆脱了个人怨恨而获得自由的含义，并有摆脱了自私的野心而具有道德目的的含义，乃是一种用以指导政治行为的气质和精神。

甘地先生确实称之为一种气质和精神，而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法。

因此，在战争期间当其为自己支持英国进行辩护时，他宣称：

非暴力以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起着作用，通常一个人的行动是难以用非暴力这个概念来分析的。

同样，当一个人是一个绝对的在这个词的最极端意义上的非暴力论者，并且后来人们认为他确实是照此行事的，他的行动也经常可能具有暴力的外观。

在所引述的那种情况下，我对自己的行动所能要求的一切就是：我只受非暴力的利益所驱使，并不考虑卑鄙的国家和其他的利益。

［16］

甘地先生所说的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是：如果暴力出自完美的道德善意，那么它甚至也是正当的。

但是，他同样坚决主张非暴力通常是表达善意的最好方法。

或许他的这两种考虑都是正确的。

非暴力作为表达道德善良的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防止行动者产生愤怒情绪，而暴力冲突总会产生这种情绪以致引起双方的冲突；并且它还证明，任意地以愤怒和恶意对待纷争中对立的一方，会使对方遭受比非暴力造成的痛苦更多的痛苦。

如果说非暴力抵抗会给反对派造成苦难，那么它却用非暴力论者蒙受了更多的苦难的方式，使得这些苦难通常所造成的愤怒情绪得以缓和。

甘地谈到他在南非所组织的非暴力抵抗时说：

他们的抵抗就是对政府命令的不服从，甚至发展到对他们面临的痛苦死亡的不服从，“不开杀戒”

需要故意地自我受难，而不需故意地损害一个设定的罪犯；“不开杀戒”

其积极形式意味着博爱和至高无上的仁慈。

［17］

在印度领导第一次公民不服从运动期间，他与判他入狱的法官进行答辩时说道：“非暴力要求自愿服从由于拒绝与罪恶合作而受到的惩罚，因此，我愉快地请求并服从施加于我的最高惩罚，因为我所犯之罪乃是法律上所谓故意犯罪。”

［18］这些对道德善意的非常生动的论证所产生的社会和道德效果是极好的，任何社会冲突的一方都会为另一方极力反对的错误所困扰，也就是说，它不能发现自己的错误作为。

非暴力倾向把所引起的仇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在分析纷争的问题时保持着某种客观性。

由于抵制行动而感到陷于穷困的兰开夏郡纺织工人在所举行的第二次圆桌会议过程中接受了甘地的友善精神，从而证实了这种非暴力精神的社会和道德作用，这是甘地方法的一个伟大胜利。

对于社会纷争中的愤怒情绪予以精神的惩戒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它导致努力将社会制度和关系的罪恶与包括在其中的个人区别开来。

社会关系是非道德的，但个人并不像它那样也是非道德的，个人只是包括在社会关系之内并体现这种关系。

如果反对一种制度导致对其体现者的损害，那么，人们就会认为所进行的指控是不公正的。

威廉·莱罗伊德·加里森团结南方以支持奴隶制，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猛烈地攻击农奴主个人，而他们中有许多人就其固有的偏见和传统而言，都是好人。

加里森先生对这些个人的猛烈攻击，充分证明他道德上的堕落。

甘地先生竭力地在个别英国人和他们所维护的帝国主义制度之间作出区分。

他宣称：

一个当政的英国人不同于一个在野的英国人；同样，一个在印度的英国人不同于一个在英格兰的英国人。

在印度，你是隶属于一个难以言表的恶劣制度，因此，我可能用最强烈的言词谴责这个制度，但这并非出于我认为你是一个坏人，也没有归咎于每一个英国人都有坏动机。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