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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政治中的道德价值（第7页）

不过，要完全把一个恶劣的社会制度与维护它的个人应负的道德责任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一个公正的道德教师将不得不坚持个人对社会罪恶负有责任的原则。

但是，对于一个自己的对手就不要坚持这个原则，这样做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明智的。

如果一个人预先假定他的对手是无辜的，那肯定会减少仇恨情绪，并在评价纷争问题时能保持合理的客观性。

在社会的纷争中将愤怒情绪减少到最低限度，其重要意义并不表示愤怒是毫无价值的或全然是邪恶的。

正如罗斯教授所说，愤怒只不过是感到不公平而站在利己主义立场表现出的情绪。

［20］完全没有愤怒只表明缺乏社会理智和道德活力。

一个黑人因其种族受到不公平对待而感到愤愤不平，他对该种族最后解放所作的贡献，要比那些虽然遭受不公平对待却无任何情绪反应的人的贡献要大得多。

从愤怒情绪中清除的利己主义因素越多，它就越能成为实现正义的纯洁工具。

愤怒中包含着利己主义成分可以从客观上证明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纷争中对手的观点看，似乎绝无道理可言，而不过是进一步激发他自己的利己主义罢了。

非暴力的倾向和方法两者在社会冲突中还具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使对手失去道德上的自负。

由于这种自负，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是等同的。

上述这一点是社会斗争中所有无法估量的影响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这一点，它使得受到攻击的统治集团对那些攻击现状的人有一种最为明显的不言而喻的优越性，而后者却被置于公众秩序的敌人、罪犯、暴力教唆者一类，并且中立的社会群体不可避免地要对其群起而攻之。

非暴力的倾向和方法打破了这种受攻击的势力的貌似合理的道德自负。

如果非暴力运动实际上威胁和危害着现存的体制，那么，它仍然要被指责为反叛和运用暴力而遭到反对。

但是，它却不可能轻易地糊弄社会群体的中立分子。

当英国面对印度向其帝国统治挑战而极为愤怒时，英帝国主义者常常强调的是“法律和秩序”

以及反叛的危险，但它却完全没有那种由于自负而通常会产生的貌似合理的道德面纱。

总之，非暴力的强制和抵抗乃是这样一种强制形式：它为确立社会生活中道德和理性的协调关系提供了最多的机会。

它在抵抗期间根本不会破坏对利益与利益的合乎道德和理性的调整过程。

对自我维护的抵抗易于使它变得更顽固，并且造成的冲突会激发潜在的**，而它又会把冲突的实质问题完全掩盖起来。

非暴力将这些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在冲突的领域内保持一种道德的、理性的和合作的态度，并强化了道德力量，而没有去破坏它们。

在第一次圆桌会议后，甘地先生与总督欧文勋爵的协商和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可能合乎道德的用非暴力解决社会纠纷的完美例子。

两个人的道德机智和精神才能对于达成协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若用暴力来解决相同范围的纷争则是不可思议的。

这也是当冲突在方法上和态度上都极少带有暴力性质时，在冲突领域内可能保持合作和互惠的态度的生动例子。

强制和抵抗的暴力方法与非暴力方法的区别并不是如此绝对，以致可以认为，在道德上不能把暴力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

正如甘地先生所指出的，偶尔，暴力也可以用作实现道德善意的手段，而非暴力也并非总是对爱的情感的完全证明。

在战争期间，和平主义者道克荷波尔一派请求加拿大政府撤销已与他们分裂的另一派中公开的反对者的特权，“这除了求得感情满足或表现出对他们兄弟的恶意之外，并无别的理由”

［21］。

非暴力方法优点非常之多，但是必须根据情况讲究实效地对它们加以考察。

甚至甘地先生也一再提醒注意，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且提出非暴力方法特别适合处于敌强我弱情况下的群体的需要，并对他们特别有效。

甘地先生的言外之意是：如果确有可能迅速取得胜利，从而可避免连绵不断的战争危险，那么，暴力也可以作为表达道德善意的工具。

综上所述，也就意味着被压迫群体令人绝望地处于少数地位，并且没有可能去发展足够的力量反对其压迫者时，非暴力是该群体的战略工具。

美国黑人的解放大概要等到这种社会和政治战略的充分发展才会到来。

对黑人来说，仅仅依靠对白人道德觉悟的信任，期待能从白人迫使他们陷入的卑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完全解放出来，这是毫无希望的；企图通过暴力反叛来取得胜利也同样是毫无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