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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政治中的道德价值（第8页）

为改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道德和理性力量起着重要作用。

为其种族自由而战斗的黑人领导人所受的优良教育大多来自仁慈的白人建立的学校。

各种种族间的委员会在消除种族间的误解和促进相互理解方面所从事的工作值得赞扬，但是这些教育的和调解的机构都有这种纯理性的和道德的努力所显示的一切局限性，因为它们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不公正制度下起作用的。

白人慈善团体主办管理的黑人学校也只是鼓励个别的黑人追求更高形式的自我实现，但它们并不正面攻击使黑人遭受苦难的社会非正义。

种族委员会试图在不激发白人对抗的情况下为黑人争取更多的社会政治权利，他们虽试图扩大其作用，然而却只能在一定限制内即“协议范围”

内起作用。

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能保障黑人享受最低限的权利，例如更好的环境卫生、警察保护和有足够多的学校，但他们却并未涉及黑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剥夺的权利。

他们对这种做法抱有希望归根到底是因为从来就对教育的力量有信心，并认为通过道德的说服就可软化白人的心肠。

这种信心正像上述期待一样，总是充满着许多幻想。

然而，不管有多少个别白人认为或将认识到自己与黑人的事业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不对白人种族施以强制，美国的白种人就不会承认黑人与他们有平等的权利。

就这一点而论，人们是可以用全部历史已确证的独断论口气说话的。

另一方面，黑人从事暴力革命的任何努力都将会加深他们的压迫者的仇恨和偏见。

由于压迫者在数量上无希望超过黑人，故而只好求助于武力——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可怕的社会灾难，而社会上的愚昧无知势力和经济界出于本身利益都会集中起来反对黑人。

如果用通常的强制武器来向社会的愚昧无知势力挑战，那么就会使他们爆发最激烈的运用暴力的情绪；即使社会有更多理智的人，那么经济界出于本身利益也会针对黑人的要求进行顽强抵抗。

非暴力方法虽然不会消除所有这些危险，但它可以减少这些危险。

如果有甘地先生及其追随者相同的耐心和坚持遵奉他们的纪律，那么可达到一定程度的公正——这种公正既不能通过纯粹的道德说服获得，也不能通过暴力获得。

对在给予信贷方面歧视黑人的银行的抵制；对拒绝雇用黑人或拒绝为黑人雇主服务的商店的抵制；对实际进行种族歧视的公众服务团体的抵制——这些无疑是会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

以不向国家纳税来反对政府用于黑人儿童的教育经费比用于白人儿童的教育经费少得多的做法，可能是同样的重要武器。

人们有一切理由和希望等待上述那种运动的到来，因为黑人所特有的精神天赋使他们具有行动成功的能力。

黑人所需要的只是把新一代的年轻的黑人的攻击精神与老年黑人的忍耐和克制精神结合起来，使前者消除报复性，使后者消除麻木性。

毫无疑问，宗教想象力对政治生活所作的贡献，要比在发展非暴力抵抗方面的贡献大得多。

在仇敌身上发现人类共有的缺陷，并且又相应地承认所有人的生活都具有超验的价值，这就创造了一种能超越社会冲突并减轻其残酷性的态度。

它提醒人们记住自己同是上帝的子孙，并且同样具有罪恶与美德两种特性，从而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这种忏悔的态度会使人们认识到仇敌有的罪恶自己也有，并且认识到，不顾社会冲突而使所有人亲密无间的爱的冲动力量乃是宗教给予人类精神的特殊恩赐。

世俗的想象力不可能产生这种态度和冲动力量，因为它们需要有一种崇高的狂热。

这种狂热蔑视那些直接的表面现象，而强调发自内心的根本的团结。

非暴力精神被东方的宗教领导人灌输到当代政治中去并非历史之偶然事件。

西方人可能不会有这种用非暴力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因为白人较东方人来说是更残忍的猛兽。

更可悲的是，他们的宗教遗产已被其文明的机械特性弄得烟消云散，而基督教的洞察力也几乎成为今日有闲的特权阶级的专有财产。

但是，由于被剥夺的阶级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各种手段，并已意识到道德观念的混乱只与特权阶级相关，基督教的洞察力对西方世界的社会斗争已无直接用处，这些便使得特权阶级大为伤感。

如果基督教的洞察力不再有用，那么西方文明，无论它是导致灾难还是使其经济生活逐渐受到社会的控制，都将遭受野蛮之害，并受到破坏人类美好生活的仇恨的折磨。

即使正义能够通过没有非暴力精神因素的社会冲突来实现，如此建构起来的社会也将会缺少某种特性。

在人类生活中，精神因素与肉欲因素两者皆有之。

人类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悲剧是有些人通常将两者分开而单独地去发展精神因素，或者怀着对最明显地存在着肉欲因素的人类整体问题的误解去培养精神因素。

因此，这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暴力冲突照旧发生，残酷无益的社会斗争既未缓和，又未消除。